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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书之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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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程文简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尝假观，称其博赡。虎子似孙续古，时年尚少，因窃窥之。越日，程索回元书，续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诘》，其间多文简所未载，而辨证尤详。文简虽盛赏之，而心实不能堪。或议其该洽有余，而轻薄亦太过也。 虽温公著《通鉴》，亦不能免此。若汉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误书于秋夏之交，甚至重复书杨彪赐之子于一年之间。至朱文公修《纲目》，亦承其误而不自觉，而《纲目》之误尤甚。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后，至天祐之季，甲子并差。盖纪载编摩，条目浩博，势所必至，无足怪者。 刘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义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说，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因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千百载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先后耳。” 《挥麈录》云：“蜀人吴缜初登第，请于文忠，愿预官属，公不许，因作《纠误》。”岂别一书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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