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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漕运(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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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耗，共二万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耗，共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徵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徵银一两五钱。十四年，议定江南白粮仿浙省例，抽选漕船装运，每船给行月粮米六十九石三斗，银五十六两七钱六分。经费银，浙江旧例四百五十七两一钱一釐，议减去银百二十六两二钱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运漕、运白事同一体，裁江、浙白粮经费，仿漕粮之例，支给行赠银两。至白粮悉系包米运送，并无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输将白粮二十二万余石，太常寺、光禄寺各宾馆需用二千余石，王公官员俸约需十五六万石，内务府、紫禁城兵卒及内监食用需一万石，尚余五万石。乾隆二年，高宗谓：“光禄寺等处收支，原以供祭祀及宾馆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应用白粮酌减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赉赏禁城兵卒及内监米石，应将白粮易以粳米，以纾民力。”自是实徵白糯不过十万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仓额徵白糯，改徵漕粮，即在派运白米十万石内通融盈缩，以均应减应运之数。浙江向不产糯，白粮中糯米一项，随漕统徵糙粳，官为易糯兑运。两省白粮经费前已议裁，至是复照旧例徵收。江苏徵银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两有奇，米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舂办米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徵银四万五千七十五两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办米万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实徵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米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给运弁运军、并解通济库为运送京、通各仓脚价之用，余银及米折，均造册送部酌拨。逮嘉庆中，白粮经费，江苏徵银六万余两，米及舂办米各万余石，浙江徵银五万余两，米三千余石，舂办米万余石，共实徵银十一万四千五百十八两有奇，米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较之乾隆时经费银所减又逾半矣。 江、浙之运白粮也，初沿明代民运之制。嗣以临期雇募民船，时日稽迟，改行官运；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带，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带法，需船百二十六艘，于漕帮内抽出六十二艘装运，增造六十四艘并入佥运，后江苏亦踵行之。每船装运五百石，择军船殷实坚固者装运，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未兑之前，责令粮道赴次查验，如运军力疲、船不坚固者，别选殷军补运。十六年，漕运总督瑚宝奏：“江苏运白粮船向例五年更调，但为时过久，请依漕船三年抽调例，定运白三年即行另选。”从之。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千总每帮二，随帮武举一。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旋裁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带运，复裁总、协二部。苏、松、常每府增设千总二，更番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押趱回空。浙江增设千总四、随帮二，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随帮一。白粮减徵后，并两帮为一，其千总随帮悉予裁减。 清初，都运漕粮官吏，参酌明制。总理漕事者为漕运总督。分辖则有粮储道。监兑押运则有同知、通判。趱运则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淮南，掌佥选运弁、修造漕船、派拨全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趱重运、查验回空、覈勘漂流、督催漕欠诸务，其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七省文武官吏经理漕务者皆属焉。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开归盐驿道兼理。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佥选运军。兑竣，亲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督抚、漕臣，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 监兑，旧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东以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兖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济宁、临清两直隶州同；河南以归德、卫辉、怀庆三通判；江南以江宁、苏州督粮同知，松江董漕同知，凤阳同知，苏州、扬州、庐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八管粮通判，太仓州临时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临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于通省同知、通判内详委三员，监兑。江西、湖广、安徽监兑押淮之员寻裁。 凡开兑，监兑官须坐守水次，将正耗行月搭运等米，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仍亲督到淮，听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道、府、厅不揭报，照失察例议处。意存袒护，照徇庇例议处。 押运本粮道之职，但粮道在南董理运务，无暇兼顾。江、浙各粮道，止令督押到淮盘验，即回任所。总漕会同巡抚遴委管粮通判一，专司督押，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搀和等弊。山东、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后因通判官卑职微，复令粮道押运。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过淮必依定限，如有迟误，照重运违限例议处。江南、浙江、江西寻复通判押运之制。 押运同知、通判抵通后，出具粮米无亏印结，由仓场侍郎送部引见。粮道押运三次，亦准督抚咨仓场侍郎送部引见。其员弁绅董随同押运到通，并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劝。其后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亦无由究诘也。 淮北、淮南沿河镇道将领，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驱行，如催趱不力，听所在督抚纠弹。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对处，令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并令总兵官巡视河干，协催过江。总兵裁，改由副将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张坦麟条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旧汛窎远，请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视阻抵不行申报者，依催趱不力例参处；一，沿途疏浅约十三四处，坐粮厅难以兼顾，请交各汛弁率役疏通，应销钱粮，仍令坐粮厅管理。从之。巡漕御史伊喇齐疏劾河南粮道提催之弊，巡抚尹继善亦疏请革除各州县呈送监兑押运官役陋规。凡漕船回空到省，未开兑之前，责成本省巡抚及粮道，既开兑出境，则责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后，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厅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有违犯者，捕获惩治。 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督押，惟山东粮道抵通，余祗押抵淮安。嗣后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山东运河，每年十一月朔煞坝挑浅。开坝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为准。微山等湖收蓄众泉，为东省济运水椟，不许民间私截水源。徬河遇春夏水微，务遵漕规启闭。漕船到徬，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徬齐启，过泄水势。其在江中偶遇大风，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军船冒险进行，恒有漂没之虞。回空之船，管运员及运丁等恒意存怠玩，或吝惜雇价，将熟习舟子遣散，留不谙驾驭之人，而押运员弁每先行回署，并不在船督率，往往有运船失风之事。”上谕饬“沿途各员催趱，应察风色水势，毋得过于急迫，至涉险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运河中铜铅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多畏而让之。粮船北上，亦为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转饬沿途文武员弁，将运漕船催趱先行，余船尾随，循次前进，恃强争先、不遵约束者，罪之。 领运员弁，各省粮船分帮，每帮以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一人随帮效力。顺治六年，奏定就漕运各卫中择其才幹优长者授职千总，责其押运，量功升转，挂欠者治罪追偿。其后裁卫所外委百总，改为随帮官。康熙五十一年，拣候选千总三十员，发南漕标效力，如有领运千总员缺，听总漕委署押运，果能抵通全完，仓场总督咨送兵部，准其即用。拣选武举，候推守卫所千总有原补随帮者，可在总署处呈明，遇缺准其顶补，三年无误，以卫千总推用。雍正二年，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山东、河南轮运蓟州、遵化、丰润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趱，例责成押运通判，请添设蓟粮千总二，更番领运，从之。各卫既有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分为押重押空，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费浮于千金，帮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庆十二年，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弁等收受餽赠。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请大加减省。自咸丰三年河运停歇，船只无存，领运之名亦废。 巡漕御史本明官，顺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粮船过淮陋规甚多，并夹带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专司稽察。粮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设巡漕御史四：一驻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东交境；一驻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徵收漕粮，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惟山东临清徬内之船，改于次年二月兑开，依限抵通，徬外之船，仍冬兑冬开。乾隆间，令徬内徬外一律春兑春开，从漕督杨锡绂请也。嘉庆四年，谕曰：“冬兑冬开，时期促迫。嗣后东省漕粮，仍照旧例起徵，运赴水次，立春后兑竣开帮，翌年改为冬兑春开。”十五年，令徬河内外帮船，照春兑春开例办理。江北冬漕，定于十二月朔开兑，限次年二月兑竣开行。 凡漕兑，首重米色。如有仓蠹作奸，搀和滋弊，及潮湿霉变，未受兑前，责成州县，既受兑后，责在弁军，覈验之责，监兑官任之。如县卫因米色争持，即将现兑米面同封固，送总漕巡抚查验，果系潮湿搀杂，都令赔换筛飏，乃将米样封送总漕，俟过淮后，盘查比较，分别纠劾。然运军勒索州县，即借米色为由。州县开仓旬日，米多廒少，势须先兑。运军逐船挑剔，不肯受兑，致粮户无廒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弁皆听其指挥。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靳通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沆瀣一气，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惮于改作。且虑运军裁革，遗误漕运，于是含容隐忍，莫之禁诘。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难于精择。运军既有贴费，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卖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于此。积重难返，而漕政日坏矣。乾隆间，漕运总督顾琮条上筹办漕运七事：一，州县亲收漕粮，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佥贫包丁代运之弊；一，受未开之帮船催令速行；一，粮船过淮后，分员催趱，以速运漕；一，河道旧有横浅，豫为疏濬，以免阻滞；一，各闸俱照漕规，随时启闭，江、广漕船携带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余米，速给副丁，以济回时食用。诏从其议。 各省漕粮过淮，顺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县十二月以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以内，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内，山东、河南限正月侭数开行。如过淮违误，以违限时日之多寡，定督抚粮道监兑推官降罚处分。领运等官，捆打革职，带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东、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广六月朔。各省粮船抵通，均限三月内完粮，十日内回空。仓场定立限单，责成押帮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纠劾。 承平日久，漕弊日滋。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金。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过淮之苦也。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开灌，运道日淤，漕臣虑船重难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于是各丁谋生之计绌矣。运道既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每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须数百人，道路既长，限期复迫，丁力之敝，实由于此。虽经督抚大吏悉心调剂，无如积弊已深，迄未能收实效也。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届修造十一，谓之岁造，其升科积缺漂没者，谓之补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给价之多寡，视时之久暂、地之远近为等差。造船之费，初于民地徵十之七，军地徵十之三，备给料价。不足，则徵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或该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坏船不估价申报，均降罚有差。 直隶、山东、凤阳地不产木，于清江关设厂，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宁各帮共船千二百余，亦于清江成造。自仪徵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县官急于考成，旗丁利于诈索，船未到即行交兑，名曰转廒，于是赠耗、使费、赔补、苛索诸弊日滋，运军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统归粮道管理，令运军支领料价赴厂成造，不敷，即于道库减存漕项银内动支。徐州卫、河南后帮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厂成造，驾赴河南水次兑粮，程途辽远，易误兑限。寻改在山东临清设厂成造。遇满号之年，令各军于江、安道库银内领价成造。其济南前帮，则在江南夏成镇成造，嗣又改于临清胡家湾设厂。 船成查验之法九：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梁，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舱头梢。山东各帮于额运漕船外，向设量存船三十。江苏扬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后议裁，并将扬州卫应裁之船，抵补江、兴二卫贫疲军船。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上漕船变通事宜：一，漕船当大造之年，遇有减歇，即停造一年，与先运之船年限参差，将来无须同时配造；一，赔造之船已出运多次，恒欠坚固，嗣后将赔造接算原船，已满十年尚能出运者，准其将船在通售卖；一，满号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坚固者，交总漕择令加修，出运一次，许其流通变卖。从之。二十九年，漕督杨锡绂言：“各省漕船当十运届满应行成造之年，如运粮抵通，准在通变价。再买补之船未经满运，或中途猝遇风火，请准就地折变。”诏从其议。大河、淮安等帮漕船，恒有遭风沈溺之事。阿桂奏称，因船过高大，掉挽维艰所致，请较原定尺寸酌量减小。嘉庆十五年，复酌减江、广两省漕船尺寸。运丁利于揽载客货，船身务为广大，不知载重则行迟，行迟则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者；兼之强拏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不仅失风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赔累日甚，每船除例给二百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纾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年糜国帑数十百万。及其出运，勒索于州县者又数十百万。催趱迎提，终岁劳攘，夹带愈多，虽苏、松内河，亦无岁不剥运。剥运仍责舟于沿途，甚至拦江索费，夺船毁器，患苦商民，抗违官长，以天庾为口实，援漕督为护符，文武吏士，畏其势焰，莫或究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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