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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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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 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杞，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杞、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 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杞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茶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茶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杞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疏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迥、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宜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 明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 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陕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 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熙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岁贾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转运司月暨岁终比较都数之法。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宽，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岁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算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 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 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 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高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远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逾，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 陕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陕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与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乃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岁岁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陕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十一百余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余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镈，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 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粗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卖芽茶皆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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