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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四年九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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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以祀明堂礼毕，诣景灵宫天兴等殿行恭谢礼，次诣万寿观。 壬辰，诣凝祥池、中太一宫、集禧观行恭谢礼，次诣醴泉观、大相国寺。 乙未，权发遣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事高士英为职方员外郎。凤州防御使世逸为耀州观察使。 太师文彦博言：“先朝赐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条，欲乞举行此法，依例于朝辞日给赐，及宣谕诫励。”诏：“文武七条，令检举行下，逐路监司遍牒遵守；其儒行中庸篇，候将来科场给赐。” 诏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自来诸路每告阙乏，朝廷许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且既委转运使副以一路财计，而不信其所言，虚实必遣郎官，然后可信，是使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阙少，则倚望朝廷遣官会计，愈不自安。欲乞自今诸路凡有告乏，只委转运司会计保明闻奏，如有不实，即重行黜责，其谁敢妄？今诸路经费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桩阙额禁军请受钱帛、斛斗万数不少。此乃户部、转运司本分财计，先帝特令封桩，以待边用。今朝廷方务安边息民，则封桩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宁十年初封桩以来，已起发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发上京数目，尽以赐尚书户部、诸路转运司，以佐经费。”枢密院进呈祖禹所言，诏：“诸路见封桩阙额禁军请受钱帛、斛斗，自合依神宗处分封桩，今后臣僚不得辄起请拨赐户部，仍令遵守。”（旧录枢密院言：“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奏请提刑司封桩阙额禁军请受钱帛、斛斗万数不少，乞尽赐户部、诸路转运司，以佐经费。”诏：“诸路见封桩阙额，今后臣僚不得辄起请拨赐户部，仍令遵守。”新录因此。今取祖禹家传及奏议详载之。祖禹旧传又云：“上察其奸，乃降御批。”此诬辞也，新传已削去。） 祖禹又言：“封桩之与经费均出于民，皆陛下一家之财也。苟可以利国，何爱焉？譬如移之于东而迁之于西，出之于内而归之于外也。唐代宗之时，租税悉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欲天子以取给为便，遂不复出。有司不能计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杨炎顿首于上前，请出之以归有司，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乃诏凡财赋皆归于左藏库。昔先帝有经略四夷之志，是以别贮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至于无为，蓄聚于此，将安用之？今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计穷，岂免掊克？是夺之于此，而使取之于民也。惟陛下无疑于改先帝权宜之制。”不报。 祖禹又言： 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河行大吴，今已九年。自元丰八年以来，议者乃有异同。朝廷疑惑，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依众，即依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埽緷愈危，随即垫去，终不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今才开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 又闻范子奇争言河不可回，朝廷既令分析。昨谢卿材奏乞兼领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国用不加费，民力不加劳，河清住修，物料住买，水行地中，冀不决溢，河滩之地，渐可耕垦，自来春府界不消调夫，亦不至科出夫钱，又乞赴阙禀议河事。自河决以来，监司未尝肯任咎责，独谢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试之一年？若其无成，显行黜责。而尚书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奏闻，不令赴阙。昨移卿材河东，乃复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子奇亦明言不可，岂故欲违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知其可与不可也。 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凡河役一或起，则公私遂空，将来聚十万兵夫，不惟穷困河北一路生灵，京东、西亦皆震扰。陛下昨欲遣使之时，先已降诏，恐人有观望之意，后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为心，无所专主，谨之至也。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而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 熙宁中，河决曹村，东南注巨野，大兴人徒塞之，然人力乃无所施，一夕河自退减，灵平乃成。故议者以为天助，非人力也。祖宗时，王楚、横垄、商胡皆不可塞也，非不欲塞，势不可回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决而北，遂不复闭。盖幸其北去，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气，气之所向，谁能御之？今东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开之至海，终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来，未闻用人功开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顺水，而欲使水随人意，此乃鲧湮洪水、汩陈五行之失也。元丰中，范子渊为武济之役，横绝大河，费国财，害人命，不可胜计，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渊之肉。及其败事，奸臣党庇，止夺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贬责。今欲塞北流，与子渊何以异？校其劳费与其为害，又非武济之比也。 夫水官欲兴河役，正如边臣欲生边事，官员、使臣利于功赏俸给，吏胥、主典利于官物浩大，得为奸幸，豪民利于贵售梢草，濒河之人利于聚众营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辈，非为国家计也。自古欲举大事，动大众，必先尽天下之言，不恶异同之论，使人人各伸所见，而后利害是非出焉。至于治河，必委忠实可信之士，其论议必断以经术，非专用贪利邀功之人也。汉武帝使汲黯、郑当时塞瓠子，犹复颓坏。成帝时，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领河堤。今乃欲望大禹之功于王孝先、李伟之徒，不亦难乎？ 伏望陛下明谕大臣，专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循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流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缘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巙巙，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臣伏睹都水使者吴安持、李伟等决大名第三铺口，欲因涨水，回大河于孙村口，使还故道，暴集薪刍，屡差夫力，傍河之民，殆不堪命，讫无成绩，虚费不可赀计。若知不可而强为，是贪赏欺天；若果可为而不效，是不虔败事。欺天败事，未尝议刑，奸险之人，既无所惩艾，故今又欲兴作大役，数十倍于前日，假托神怪，侮惑朝廷，先为谬悠之谈，而不肯任责。是国家将倾半天下之力，狥安持等以侥幸于万分之一。苟不成功，生灵何罪！决为此者，岂朝廷之福？乞重责安持等，以戒将来。夫事以议从，策由众定。今众人之论，不然者多，新除水官，亦复异议，欲望圣慈且罢修河司，以安众心，少休民力，详观大河之变，果有大害，徐复议之，询谋佥同，庶无后悔。”（尧俞自注云：“九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十七日，尧俞又云云。） 左司谏刘安世言：“臣伏睹先王之治，在于官率其属，使上下得以相维，内外得以相制。故人各任职，而无苟简之患；吏不数易，而人见诛赏之实，此尧、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废者也。今亲民之任在郡县，朝廷既为之置守令矣；众守令而无以统率，则民或受弊，又为之设监司矣；监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至三十余州，少者亦不减十余郡也。其所宣布风化，振举纲纪，舒惨百城，废置群吏，调发兵民，均节财赋，朝廷一听其所为，可谓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权，而无法以纠其谬，岂非责小官者为太密，而驭大吏者为太略乎？臣闻祖宗之朝，所以择监司之意甚谨，而考绩之意甚详。近世因循，寖以不讲，授任之际，未尝察其行实，遂容非才冒处其间，既将使指，鲜称其职。或出于私喜，而箧荐过其情；或发于暴怒，而诬捃非其罪；或优游苟且，计日待迁；或承望风旨，以非为是。急功利者，有至于妄作；务宽大者，有至于容奸。不惟无补于朝廷，抑亦有害于政事。臣尝考唐六典，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每诣十道，则选判官二人为之佐。是御史非特纠尚书六司之过失，而亦按治诸路也。臣愚欲望圣慈先诏执政：如诸路监司阙官，并以两制等所举本科之人，更加精择，须协公议，亦可除用，若未满任，不许迁擢；求祖宗课责转运使、副之诏，著为定法，然后以天下诸路分隶六察，间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异，则元举之官，宜推进贤之赏，职业无状者，必行缪举之罚，庶几吏久其任，不敢偷惰，上下交儆，百职修举。”（新录有此奏，系之四年九月，今附月末，更当考详。安世尽言集乃不注上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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