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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六年（1091）正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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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范育言，阿里骨逼逐温溪心父子上青唐。枢密院议以阿里骨男溪邦贝昌除团练使，就除巴温刺史，官号与溪心同，管当邈川一带部族，明示朝廷恩顾，以羁縻之。诏育密相度以闻。（六月相度当考。二月二十八日乃除二人。） 大理司直窦苹等言：“按元祐大理寺令，断案若定夺事正、少卿应避者，断议两司自来互送，卿应避者止免签书，均是有避而立法不一。乞并免签书，更不互送。”从之。 侍御史孙升言：“臣伏见都水使者吴安持，自肆己意，创立条法，直申都省。从来中书退送工部，见行下诸路勘会有无违碍，未准朝廷颁行，而安持既以己意创立，未听指挥，而乃擅将创立条内一项文移场埽，于县镇用牒往还。不候指挥，于去年三月内行下外监丞司，指挥诸场埽，于所属县只用公牒往还，致是河埽使臣，缘此恣横，无所忌惮。内阳武埽于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套垫，直至九月八日夜子时方申危急。本埽使过稍草二十六万，并不关申本县，及壕寨杨赟等偷盗官桩橛一百数十条，本场占护贼人，不肯发遣。臣窃以河埽使臣、壕寨自来欺弊作过，偷谩官司物料习以成风，若更不令州县统辖点检，则今后蠹害愈深，何由觉察？臣谨按：吴安持行市易之日，与吕嘉问挟王安石势力创造条法，内则三司不敢正视，外则州县、监司不得点检。内外欺弊积久，遂至大坏，失陷官钱以百万计，害及公私，毒流天下至今未已者，良由吕嘉问、吴安持占蔽，不及内外官司点检所致也。今日朝廷公明，不容小人为奸，而吴安持乃敢辄肆欺罔，创立条法，乱上下统辖之制，使奸猾得自恣纵，而又不候朝旨，公然行下，干纪乱常，罪在不赦。此而不诛，安用执法？伏望圣慈指挥，付有司推治吴安持不候朝旨擅行条法之罪，重行典宪，以惩乱法之吏。” 贴黄称：“祖宗以来，内则台省按察百司，外则州县、监司各相统辖，上下相维，万世不易之法。吴安持既已申请场埽、县镇用牒，紊乱纪纲；而不候朝旨，专辄行下外监丞司施行，则是吴安持自造法令，不由朝廷专擅施行。紊乱国法，罪合诛戮。”又称：“安持、李伟协比为奸，自元祐四年建议回河，经今三年，欺罔蔽惑，枉费财用民力，不可胜计，困弊一方，无毫发之效。朝廷一切不问，依旧存留在任，今又兴二渠之役，名分减涨水，其实犹幸回河。盖马头、锯牙，见今有官收积物料，而梁村口地即目尘生。道路之人皆知欺罔，独朝廷听信不疑。方二圣在上，忠贤一心，大河咫尺灼然，吴安持乃敢欺罔如此。愚臣前后奏论，而狂瞽之言不足以悟圣主，忠愤填臆，死有余责。伏望二圣留神省察，罢黜吴安持，则河事不作，生灵苏息，天下幸甚。”又称：“吴安持建议欺罔，不顾朝廷利害，不恤国家费用，不爱生灵性命，但欲凭借事权，以为奸私。今河上所差官，非权势亲旧，则是本家勾当之人。今略举四人：内苗松年系户部侍郎苗时中之侄，见差收支物料，却以驱磨为名，在京端闲请受；刘守信、尹涣、张资三人，皆是吴安持勾当之人。内张资见欠市易官钱物二千余贯，于法勒任差遣之人，安持违法抽差，本人又欠熟药所官钱八百贯，有朝旨押付，本府本监并不发遣；又与张资正行管勾，安持自出付身，不曾申取朝廷指挥，任情违法不公。乞一就根究施行。”又贴黄：“安持既违法徇私，抽差本家勾当人张资，后来又出给付身，令正行管勾，避见点检，违法关报吏部，称是不消申取朝廷指挥。安持肆意不法，乃敢如此。”（元祐章疏有此，此乃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所奏也。今依附本月日。升二十二日已除起居郎，此章或当附二十二日前。） 是日，吕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陈衍至尚书省问刘挚人材可进用者，挚具以六七人对，苏辙、王岩叟在焉。衍又询大防第，不知大防所对为何也。（此用刘挚日记增入。） 乙酉，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元祐敕应雅州管下卢山、荣经县碉门灵关寨，威、茂州，龙州，绵州石泉县界，并为禁茶地分，缘诸州县镇皆是接连蕃蛮，若行禁止，窃虑别致骚动。”诏罢前敕。 夔州路转运司言：“施、黔州蛮人入贡，乞就本州投纳贡布，止具表状闻奏，仍厚为管设，或以盐，或以钱，等第给赐，遣归溪洞。”从之。 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先是，太皇太后两谕执政，令除轼此官，时以轼弟辙初入台，又杭方灾伤，故徐徐至今。（此据刘挚日记增入，二月四日，又兼承旨。） 给事中范纯礼权刑部侍郎。（五年九月，纯礼自兵侍除给事。十二日壬寅，苏辙云云。） 先是，御史中丞苏辙言：（辙札子称二十三日，不知何月，今因纯礼改差遣附见。）“访闻给事中范纯礼近日两次奏乞外补，第一次章既下，中书省吏房独进熟状，不允；第二次方与三省同共进呈。窃缘旧例，从官出入，尽系三省商量，然后进呈取旨行下。今中书独专其事，中外莫不惊怪。虽第二次却与三省共议，盖知其已甚，故不敢再作。臣忝执法，若喑默不言，恐今后朝廷纪纲日渐废坏。伏见门下、中书省如此等事，合与不合三省同共进呈，如合系三省进呈，因何本省独进熟状取旨，仍乞依理施行。”（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内降孙升劾纯礼章。二十六日，纯礼白刘挚求去，挚令勿遽，既逾月，乃有此除。观苏辙此奏，岂挚实庇纯礼乎？当考。） 左朝散郎、集贤殿修撰、知亳州朱光庭为给事中。 御史中丞苏辙言：“窃见新除给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很胆薄，不学无术，妬贤害能。本事程颐，听颐驱使，方为谏官，颐之所恶，光庭明为击之。颐既以狂妄得罪，光庭本合随罢，而因缘侥幸，会河朔灾伤，遣之按视。时本路监司、州县并以依条发廪拯给，不至饥殍。光庭既至，复令呼召上等人户，强以积粟与之，多者至十数石，所费凡数十万，沿边储蓄为之一空，经今积年，犹有匮乏之患。寻为御史所劾，朝廷曲加庇覆，竟免于戾。继蒙擢用，常在言职，每月章疏，文理猥谬，士人无不掩口。光庭亦自知人品凡下，专务雠疾胜己。如杨畏以母老，屡乞闲官，至今侍养不阙，而光庭诬其贪冒官宠，遂致母亡。秦观以文学知名，朝廷擢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过，欲遂废弃。朝廷知其诬罔，奖用二人有加于旧，而光庭事任如故，深以为怪。昨者台谏论邓温伯事，言既不从，刘安世、贾易之徒皆章疏络绎继上，而光庭畏缩惴栗，殆不能言。及朝廷例皆迁补，诸人皆投劾引去，而光庭晏然就职，略无愧耻。据其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况给事中专掌封驳，国论所寄，今朝廷以私光庭，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伏乞追寝成命，别付闲局，以厌公议。”（辙札子得之汪应辰，札子称二十七日奏而无其月。按：光庭先以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自右谏议大夫除给事，是日辙方除中丞，必无先一日论光庭之理。光庭既就职，八月十八日，改集贤修撰、知同州；二十二日，改亳州；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自亳州再除给事。今即以辙札子附光庭再除时，更须再考详。王岩叟系年录：“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光庭辞给事中，子由时在宪长，尝言之，欲遂如所请。众解之，岩叟曰：‘用忠实所得多，又垂帘之初，排邪助正甚有力，岂可弃？’命遂下。”所称在宪长尝言光庭，即正月二十七日奏也。） 左通直郎、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后七日，改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仍赐三品服。（二月四日改除，今并书。） 起居舍人丰稷为太常少卿。郑雍之使辽，稷权中书舍人，于是将以次补，御史中丞苏辙言：（辙札子称十九日，盖正月十九日，今因稷改少常，乃附见。）“臣闻古之明主为官择人，未尝为人择官，是以众长并举而百职皆理。臣观近日朝廷所用，或异于此。施于闲局，犹或非宜，况中书舍人者，号令之所自出，前后所任，必取学问通博，词章雅正，播之四方而不怍，传之后世而无疑。今丰稷之在此选，臣不识朝廷何以取之。稷顷撰范纯仁太原之词，列四‘无乃’；（无乃智名，无乃勇功，无乃咈众，无乃废备。）为赵卨延安之告，不识声律；（朕之颇、牧，虽未在于禁中；汝之功名，尚无媿于前人。）李宪之叙延福，有‘宜叨旧物’之言；湖北之赏战功，有‘盖不得已’之语。（第尔边劳，颁兹宠命，盖不得已，其懋承之。）至于其他乖剌，难以具陈。如上所指，皆足以取笑多士，激怒劳臣。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以稷当此任哉！盖稷之为人，本挟奸佞，昔在小官，则以澹靖欺世，及列近侍，无日不走公相之门。顷为许将所援，擢之不次，及将以议论反复，心怀倾崄得罪，朝廷不欲明示贬降，量加官职，以稷怀其私恩，不顾公议，曲加粉饰。其尤甚者，至谓将‘养心以诚，嘉猷屡告’，若信如此言，则是陛下误逐正人，稷虽封还词头可也。既知公议难夺，而加以溢美之词，渎乱朝廷黜陟之经，动摇中外观听之实。才既鄙下，心复怀奸，久权外制，实恐害政。伏乞特降授闲慢差遣，庶允公论。”从之。（刘挚云：“子由言丰稷权掖，制词纰谬，列其数制，皆取笑于外，宜降黜。丰，许定州党也。”） 右正言刘唐老言：“伏见知蔡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移知舒州。窃以安礼始缘人言攻其青州任内贪秽不法，朝廷再下监司体按，未知今此改任，为其有罪而责之邪？以为无事而不治邪？苟谓有罪而责，则舒之视蔡，均为便藩，如此施行，何名谴黜？若为无事而不治，则今兹易地，有何所因？又闻安礼常以章辨，归过于指使使臣，众议喧然，亦以为笑。且身系大臣，固当自重，乃与使令厮役规利营财，主俸禄之遗余，昧商途之税入，纵非己物，猥屑益彰。臣窃谓官吏在任兴贩，论法固不为轻，使小人有犯则罪之，大臣犯此则弗罪，则是禁令已不行于贵近。法与天下公共，王者犹不得私，况臣下乎？伏望圣慈将所按王安礼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纪纲，以肃官吏之贪秽。”（正月十九日奏。） 左司谏杨康国言：（正月二十一日。）“臣闻资政殿学士、前知青州王安礼移知蔡州，以言官弹奏青州任内不法事，蒙朝廷按验，尽得实状，移知舒州。谨按：安礼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谓奸雄，所至恣横，前任柄臣，已坐滥违罢，去年持帅节，又以赃污著闻。犹敢公肆奸言，文饰罪戾，足见凌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而乃止令迁易，自蔡移舒，在安礼无一毫之损，士论沸腾，莫不窃议。或谓朝廷优异大臣，特屈常法，臣虽至愚，实所未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况安礼素无礼义，必不谓朝廷屈法以为恩，当谓曲见牢笼而愈横。若方镇大臣又有如安礼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将治之乎？又将贷之乎？若将治之，则何行之于彼而不行于此？若将又贷，则臣恐自此以往，方镇大臣更相仿效，以玩陛下之法矣。荀况以谓法者治之端，足以辅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挥而天下莫不倾听承命，遵守诏令而不敢须臾违者，以其畏朝廷之法耳。今法不行而务宽贷，使天下何所畏惮？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则朝廷尊，不行则纪纲坏，汉贾谊曰：‘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是法岂可以不行也，奈何为一安礼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陛下深加省察，早降指挥，正安礼之罪，褫夺职名，使自循省，以诫天下不法之吏，则陛下之法行矣。臣今区区之言，不为安礼一身，正为陛下至公之法耳！” 丁亥，诏安礼落资政殿学士，仍知舒州。（十九日责舒州。）刘挚谓：“安礼非纯正之士，然忼慨有大节，在神宗朝为左丞，数数敢论事，不小屈于王、蔡，一时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己不肃，性淫侈，又喜宠小人，此其不至者。其才高甚，世之悠悠者未可轻议也。或云傅尧俞惑于范纯礼辈所教，锐欲痛黜之，苏颂、韩忠彦不知，又佐其说，赖吕大防无他意，处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或谓曰：‘不知了得否’，意欲扬此声以撩纷纷。竟坐唐老、康国言，再落职。”（刘挚云云，用日记增入。） 己丑，西京左藏库使杨光衔为供备库使、贺州刺史、知溪峒徽州。从谢麟奏请也。（麟奏请在正月二十二日。） 是月，御史中丞苏辙言： 臣闻大河流行，自来东西移徙，皆有常理。盖河水重浊，所至辄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决。以往事验之，皆东行至太山之麓则决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则决而东。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决而西行，于今仅八十年矣。自是以来，避高就下，至今屡决，始决天台，次决龙门，次决王楚，次决横陇，次决商胡，及元丰之中，决于大吴。每其始决，朝廷多议闭塞，令复行故道，故道既高，复行不久，辄又冲决。要之水性润下，导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吴之决，虽先帝天锡智勇，喜立事功，而导之使行，不敢复塞，兹实至当之举也。惟是时民力雕弊，堤防未备，北流汗漫，失于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过听，始开孙村之议，欲导河使东，以复故道。此议一起，都水官吏侥幸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请受，相与倡和，争请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东西之民为之不聊生矣。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爱物，恭俭节用，如恐伤之，今河本无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敝，臣实深痛之。谨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决于大吴，其出西山不远，惟有此地未经淤填，比之他处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势北高，河遂东折入海，其为顺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孙村在其东岸，东接故道，其间数十里，地颇污下，每岁夏秋涨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为北京宫阙所在，兵民伙烦，而孙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涨水从此流入故道，则一城生聚皆有鱼鳖之忧，故于河之东岸、孙村之南，开清丰口以泄涨水，流入故道。于河之西岸开阚村等三河门，亦以泄涨水，行无人之地，迤逦流至馆陶，复合入大河。昨来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则北京每岁夏秋涨水自可无虞，城南堤防所费并可省罢。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渐有冈阜，河流至此，自不能为害，惟有深州当河流之冲，所宜经画。今若从武强县开近东旧河道，引河稍东，则深州之危必自纾解，然后修治山公一带北堤，令极高厚，则河流赴海，可无大患矣。自今建孙村回河之议，先闭塞阚村等三河门，又于梁村筑东西马头及锯牙，侵入河身几半，迭喧大河，强之使东。既河身噎塞，则上流阳武、灵平等处去秋并告危急。涨水至北京之南，东西两岸无所分减，又为马头、锯牙所迫，并入孙村，直上北京签横堤面。北京告急，尝称若雨不止，风不定，本京必定疏虞，其得平安，盖出天幸。由此横堤、顺水堤皆作木岸，所费不资，然终亦不可全恃。兼梁村东马头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已上，若欲开掘马头以东，回夺河身，须及三丈乃可，访闻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复开，虽复倾国应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开掘，令涨水冲刷成河，则二年以来，已试不效，况故道一带，堤内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余，架水行空，最为危事。 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此，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为分水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减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修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栏水势，泛涨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同奏乞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名为减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也。且自置修河司以来，使过朝廷应副见钱四十九万余贯，其他公私所费犹不在此数。今岁春夫共役一十万人，而北流止得三万，东流独占七万。盖自来河北只管一河东西两岸而已，今为分水之故，添为两河东西四岸，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员、河清兵士三千六百余人、物料七百一十六万三千余束，其为耗蠹，何可胜言。盖都水官吏专欲成就决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则孙村开河、马头等役当罢而不罢；其欲疵病北流，则深州、武强等患当讲而不讲；（建议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显北流可废而东流当开，其为不忠，莫甚于此。）北京、灵平、阳武诸处危急，实由分水所致，则讳而不言；深、瀛、恩、冀去岁无害，实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则指为分水之效。其为罔上，众所愤叹。臣职在风宪，疾之久矣，近因访闻习知河事之人，颇得其实，彩画成图，随事签贴，指掌可见，今随札子上进。臣虽未尝阅视形势，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尝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为信也。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司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夫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丰足之渐，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贴黄称：“今河上夫役不过二月半下手，如蒙圣意允臣所请，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夺。所贵夫役之前早见可否，不误兴役。”（此疏不得其时，附正月末。三月末云云，当考。赵鼎臣河渠书云：“六年四月，吴安持奏请开分水河，播引涨水，纳之故道。从之。”今实录并不见开分水河事。始惟苏辙有分水议论，疏既附正月末，则鼎臣所称四月或未可信，须更考。若移辙疏并鼎臣所书入四月末，则又与“不过二月半下手”相妨也，恐四月合作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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