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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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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 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 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 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 我说：“革命成功的话，不很妥当。” 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 我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 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 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 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却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个师，其余的人都遣散。 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报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 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 结果还是推我出去。 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法治国家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的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 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 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 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么？” 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 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 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 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 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 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 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 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 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么？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 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九）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 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进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员警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 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 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了。 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 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 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 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的好与我没关系，你写的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 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 蒋说：“你们不要管。” 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 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 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民国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 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信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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