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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蜀道难 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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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 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入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 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国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自己挤上。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之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郁，曾到武候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变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 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地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 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 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菴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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