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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 一(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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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一九一〇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尔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吧，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回，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运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这事发生后，一般人都认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种种揣测。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罗太太于无限哀痛之余，仍每天给那疯子看病，一直诊察了三四个星期，从不间断。她说她要继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罢休，治病就是医生终身的事业，她对人家说：“无论从哪一点看，那疯子不是故意杀人的。” 不久，美国驻长沙的领事，也来信调查真相，主张追究，要求赔款。罗太太约集当地牧师，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美领事的办法竭力反对。她说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本来就认定牺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职，谈不上要求赔偿的话。若真是这么办，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当时着手料理。先把疯子送往北京，然后找罗太太商议抚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济人的基督教义，坚决拒绝我的提议。但我无论如何心里不能安，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上学，赡养教育之资，我总得尽些力。于是筹措了八千元，交请罗太太作为孩子的教育费。罗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钱直接寄到美国，托我一位朋友，交给罗公子。不想过了几个月，罗公子又把钱寄回，并附有一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愿。对于帮助学费的好意，只有心领，谢谢。因为我已发过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务请你允许我成就这个志愿。将来我学有成就，仍来中国服务，以继我父亲的遗志。” 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决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象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福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 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深入浅出，很有功夫。 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主讲是一位新来中国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译。讲了一番博爱利他的道理，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耶稣为了传布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和教友们接触久长了，逐渐明白他们的生活情形，有几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些教友们，第一，无一个抽大烟的；第二，他们的子弟无论贫富，都能读书；第三，他们都有相当的事业，从无游手好闲者；第四，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只简单的几点，使我非常羡慕。那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地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来我到耶稣堂听讲，是偶然的，无意的，渐渐我就一变偶然而为经常，一变无意而为有心。为要进一层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开始读《圣经》。初时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研究，随后又入查经班，在刘芳牧师家，常常查经；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会领洗。但是真正能查经，还是到常德后才开始的，这时也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 《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比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冷了，你们不给我衣穿；我在风里雨里，你们不给我住。你们是有罪的人。门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稣道，你们只要对我的一个小兄弟如此，就是对我如此了。和我们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又如“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训，以及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地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即规定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每至礼拜日，即集合全体官兵，请一位牧师宣讲教义，以后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团，向士兵布道。有人问我：“你真信奉上帝吗？”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 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有些人以为我不祈祷，不做礼拜，就说我不过是个挂名儿的基督徒，我倒不欲计较。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虽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但我对于传教士或教友还是一律以法以理绳之，决不宽容庇护。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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