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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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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跑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姗姗地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本，说签字代表已经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恰巧郭于此时来日参观秋操，日方即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乃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地说道： “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韩复榘回到包头，将此事同我报告，请示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韩复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参谋长同他的弟弟郭大鸣便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所拟具的亲笔条款，共有四五项，大意是：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在条文后面，他已经把字签好了，对于上述条款，我除建议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都予以赞成；另外我又写了“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几句话，交给他的代表带回天津去了。 郭松龄的代表刚刚回去，忽然张作霖也派了一位军长许兰洲到包头来看我。这次张派代表来，是因为杨宇霆、姜登选在苏皖被孙传芳打败，要求我帮助他去打孙传芳，再不，就帮着去打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对我便不谅解。我看这种山大王的办法，实在把战争当做儿戏。当时我便写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要求严词拒绝，让许兰洲带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说，你不顾信义，不顾国家与人民，唯知争夺权力，扩张自己势力，这种做法我是无法赞同的。你用杨、姜一班心浮气躁，不学无术的人，胡冲乱闯，作威作福，此回失败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还是不知悔悟，还是要扩大内战，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为你此时赶快退出关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办法，真正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方有好的前途。这封信，当时各报纸均曾刊载。 许兰洲走了没几天，东北国民军反戈讨奉的战争便爆发了。 这回的讨奉战争是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动的。揭幕是郭松龄拍发了一个通电，列数奉张祸心，请其下野，以谢国人。措辞极为痛快淋漓。原来他从日本观操后回国，即住在天津的法国医院里。等到他的代表从包头回去，报告我对于他所提各项已经同意签字，他即出院，到滦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当即把几个表示异志的高级将领加以逮捕，交给李景林拘押。并将曾任安徽省督办的姜登选捕获，执行枪决。把队伍迅速编成四军，星夜向关外挺进。驻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首先被他击败，乃由汤河进占秦皇岛，追踪张学良的败卒，长驱直入，向葫芦岛进迫。张作相及金纯两部分队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装。 接着张作霖固守锦州之兵亦被他击溃，于是势如破竹，占据新民屯，越过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张作霖自顾一败不可收拾，已感无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见形势不妙，亦多纷纷迁避。这时奉系军阀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顾间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郭松龄铲除军阀的大业，终于功亏一篑，而归于失败！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违约异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 当郭松龄发难之初，李景林是参与密约、积极赞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军长驱出关之后，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打不破权力观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原来平汉沿路的防线，在首都革命之后，本即划归了国民二、三军。贪得无厌的张作霖，见利忘义，自食诺言，入关后将河北一下攫夺到手，李景林就驻到那里，飞扬跋扈，日事扩张势力，把二、三军不放在眼里，定要挤他出去。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领国民二、三军联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我在前面已说过，国民二军缺乏训练，三军亦太嫌散漫。 他们革命的热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战的勇气是有的，但缺少作战的方略。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定。但攻战多时，不能得手。此时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误会，曾把据守保定的队伍自行撤出。但二、三军却认李军是战败被迫而走，于是派队追击，不肯罢手。此时我派张之江带着三旅人，集中丰台待命，本是准备必要时应援郭松龄。孰知李景林竟又误会我们是应援二、三军的，蓄意要解决他，愤激之下，于是把郭松龄交押的军官一律释放，积极部署，必要大干，终与国民二、三军发生了正式冲突。 国民二、三军邓、徐的队伍与李景林正式接触之后，便不支败退。邓、徐战败之余，吃亏很大，转回头来，把怨恨全加到张之江身上，责备张之江道： “你的队伍既已集中好了，为什么还袖手旁观，不去进攻天津应援我们呢？” 张之江说：“我并没有接到进攻天津的命令。”邓、徐则以为这时候应速增援，不应还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误会重重，空言再也无法释去前怨。我的力避内战意志，至今终也没法避免。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天扩大起来了。许多大事，都是从小事闹出来的，许多交乱的酿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响，而致无法控制，无法收拾。国民二、三军闹出了乱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盘，反把我们也拖下了水，与李景林掀起了恶战。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郭、徐皆革命军人。因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时种种飞扬跋扈、危害人民国家的作为，心中留下不灭的恶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对，但应当有个权衡），李景林之违约异动，致使我们部队不能应援，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 为要策应国民二、三军在青县鏖战的部队，张之江毫无作战准备，就率部仓促进攻杨村。本以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决事变，把僵局挽回来。孰知李景林早经请德国顾问秘密构成了异常坚固的阵地；同时，还有日本人替他筹划作战，替他活动谍报工作（那些充当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张之江捕杀者，日使馆虽提出抗议，但不予理会，也就罢了），致张之江对杨村左攻右攻，激战多日，总攻打不下。 张之江既多日毫无进展，我便令他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即把鹿钟鳞、宋哲元、李鸣钟各部以及骑兵调了一部分上去。激战三日，卒由韩家墅攻入，李军大败，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带。我们队伍就占据了天津。此时任截击沿津浦线南退山东的李景林的任务，本令由国民二、三军负责，但他们动作迟缓，竟未得预期的效果；致李的实力得以保存，后来与张宗昌联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复燃。 张之江到达天津，战乱之后，地方秩序紊乱，当然必须停留几日，整理一切。但是这种应有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谣言，竟说我已委张之江为直隶省督军，河北地盘又要被我们国民一军占夺不放了。 此时我已到张家口，刘竹波和栾汝林两先生跑来看我，要求我必要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督军，说：“督军或是省长，都须我们的人。你知道孙禹行为什么来了？他是饿坏了，要找总司令给他饭吃呀！”于是迫着我立刻给段写了亲笔信。我自卷入了混战的旋涡，心里无时不在难过，此时看看他们如此心理，尤觉不可忍耐。我被迫得无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遛圈儿。他们又去迫我的参谋长刘菊村。我从外面回来，菊村跑来找我，说：“他们是搁不下这个念头的了，怎样？还是写给他们算了吧！” 我无可如何，就把致段的信写了，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省督军兼省长，交给刘、栾二位带走。可是孙二哥的督军还没发表，国民二军的电话，却又一次二次地来了。原来自天津攻下，岳西峰的几个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围着国务总理许世英先生，索要地盘，定要个直隶省的首脑位置，并不许许俊人先生发表孙二哥为督军（否则即谓安福系挑拨离间），说：“国民军吃个虱子也得分给咱们二军一条腿；吃个蜜枣也得有咱们二军的一份。”段执政没有办法，就对他们说： “委孙禹行做督军，是你们总司令的意思啊！” 他们听了这话，所以才左一电话、右一电话地来催迫我，要我替他们设法。我想伤亡的许多官兵还没有过问，大家却胡乱抢起官儿地盘来了！一面万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举邓宝珊为直隶帮办。其实邓何尝是做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无耻政客捣出来的鬼。当日情事，至今思之，还是觉得难过，使我无法写得下去。 再说郭懋臣率军越过新民屯，进至巨流河的时候，前锋距奉天省城仅只六十里路，张作霖已经逃走，准备着通电下野了。这时日本方面派了人来，见懋臣说： “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历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才是。” 郭断然地回答道：“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这个硬钉子，知道郭懋臣不是个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让他拿到东三省，他们既得的权利必将不能保持，于是极力劝说已经逃走的张作霖转回奉天。 张作霖说：“我的兵打光了，拿什么回去干呢？” “我们帮你两师人！”这是日本方面的答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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