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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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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划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但是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到什么。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面前，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办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唯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是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住村东，我们即住村西；友军住城中，我们即住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情形眼红。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了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因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意、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原也是军队的通病。但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 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唯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状，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见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马鸿逵一部原不大整齐，初加训练时，官兵甚以为苦，但两三月后，他们都习惯了，同时进步飞快，气象日见振作。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我们真是土匪队伍呀！” 三翻四覆诚恳地说着，满面眼泪和汗水交流，到后来索性掩面大哭起来。我看他如此激动，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十六校共有员生八千余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后来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于战史一门有特殊心得，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先生来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刘、熊二位在我处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虑。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当时军事形势，大略如下：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 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唯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某方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拐子占据凤翔、兴平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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