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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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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唯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拐子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 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词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新安，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等，都在这一带地方。在洛阳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注》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说是樵夫砍坏的，我看他们不见得有这个工夫。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以为他们并无灵验，自身都不能保，怎么能保佑人民？不知这个猜度对否？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 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次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兵们带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私人不当随意受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都被农民协会拘捕，当土豪劣绅惩办。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亲属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气恼。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至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民十一时我们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 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人家对于事业真肯实实在在地用心研究，殊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师，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竟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 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常听说高丽人喜穿长袍坐在树荫下喝茶谈天，缓游终日，全国如此，结果亡国。若说高丽之亡，即亡在穿长袍上面，自然失当，但穿长袍养成懒惰习性，却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剪掉下摆的布，以送甘肃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摆，糟蹋布料，又妨碍行动。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一位朋友说，我们男子又无月经，何须此下摆蔽人眼睛？觉得这话真有意思。但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洋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先生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 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在重要时忽然叛变，临走时还说：“吃孙喝孙不谢孙，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又举太平天国之事为例，左说右说，全是我心坎中的话。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 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这个电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必要相骂。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骂，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振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返回河南，作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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