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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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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吞并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幢幢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仍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自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 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已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得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是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说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沮，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麒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唯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诱，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连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 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因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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