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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子止杀其君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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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之说，唯陈氏谓止真同商臣、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许止疑同，故皆书‘葬’。”斯据《经》以为定论。盖君弑而不书“葬”者，君而见弑，必于己有慝，故既正贼臣之罪，而复以不成丧贬其君，圣人之精义也。若子之于父，则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虽不父，不为贼子分过，故使成丧而书“葬”，原其父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观，子之弑父不同于臣之弑君，大义昭然矣。楚頵不书“葬”，则不以王爵与之之例，又一义也。左氏云“饮太子之药卒”，此实录也，是止之以毒弑父也无疑。又云“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乃左氏之臆说耳。若《谷梁》以为“不尝药”，曲为止辨。夫尝药者亦尝其毒否耳，若病所服药，则平人饮之无伤，而姜、桂、芩、连，反其证则杀人，岂平人尝之而病者即可饮乎？即云不尝药，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尝也。传《经》者必欲为赵盾、许止解，使滔天之恶与不知道之臣子同罚，则欲甚盾、止之罪，而宋万、商臣皆可末减矣。以《经》断之，止之毒杀其父，为覆载不容之大逆也无疑。若左氏云“舍药物可也”，尤为不孝之口实。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医之手，是大不孝。”然则为子者但以避药杀之名，视庸医之温凉妄投而疾视其死乎？且仓猝之疾，医不及至，子自知方可以使生，而逡巡避嫌，致令暴殒，其恶不更甚乎？释《经》而为曲说则贼道，故唯程子及陈氏之言为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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