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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选文学 > 巴尔扎克 > 公务员 | 上页 下页


  格扎维埃对公务员生涯的痛苦体会极深。他暗自琢磨公务员越来越受轻视的原因何在;他找来找去,找到根源就在于一七八九年进行的那些小小的、不完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那场革命风暴的余波,为写伟大社会运动的史家所忽视,然而却千真万确地是我们今天的习俗之由来。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简单称作首席官员。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例如各农场,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就象商业公司的雇员之于老板一样:学一门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专业。就这样,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并从圆心得到生命。因此也就有忠诚,有信任。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头头则在一个叫做什么“部”的权力机构里飘浮不定,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那立宪政府专门喜欢庸碌之辈,热中于证件、账目,总之是象小市民一样整天忙忙叨叨。各办公室看到那些大臣们经常同四百名小人物①以及十来名野心勃勃而居心不良的人物处于勾心斗角之中,都暗自庆幸,赶忙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于是用文牍来代替积极的行动,发明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力量,叫做报告。

  ①指国会议员。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报告是怎么回事:

  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从那时起,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也学起国王来。他们一心要在两院和朝廷中为自己辩护,结果为书面报告所左右。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不论多紧急,大臣总是说:“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于是,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这报告就象议会中立法的报告一样,是一份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而大臣也和议会一样,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各种决断都是在一刹那间做出的。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判断力就越差。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做出的。政治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象法官和医生一样,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拉布丹认为:“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他看到在法国,报告统治着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局长到国王,从省长到大臣,从议会到法律,莫不如此。

  从一八一八年以来,一切大声疾呼的争论、翻来覆去地衡量得失,都通过书面进行。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人们总是坐而论,却不起而行。当时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官僚体制就此统治一切!各种档案、卷宗、文牍不断地增加,膨胀,而且日益美化。没有这些公文,法国就要垮台;没有这些通函,法国就寸步难行。这官僚阶层利用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互不信任为自己谋利,他们不惜诽谤政府来维护行政官员的声誉。总之,官僚体制发明了一群小人国里的人,把法国拴在巴黎的中央集权的铁链上,好象从一五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法国还没有那三万公务员时,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他们象香菌寄生在梨树上一样,依附于公众事务,而又对公众事务全然漠不关心。

  皇族或议会迫使大臣们分担预算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服从,而又必须保留他们的部下。于是他们就一方面减少薪金,一方面增加职位,以为政府雇用的人员越多,就越强大。事实上,宇宙的规律正好相反:活动的元素少的时候才能产生能量。因此,一八三〇年七月左右的事态①就证实了复辟王朝的行政主义的错误。要使政府扎根于一个国家之中,就要懂得不是把人,而是把各种利益同它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公务员则因为政府既不尊重他们,又扣他们薪水,自然对政府持蔑视态度,就象妓女对待老嫖客的态度一样,是为了拿钱而给他干的。这种局面于政府和公务员双方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双方都能互相摸一摸脉搏,如果高官厚禄没有把小人物的声音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局面。

  ①指七月革命。

  公务员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自保,领取薪金,最后获得退休金。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状况使公务员产生了阿谀奉承的作风。他们在部里勾心斗角。穷公务员们同没落贵族斗,而这批贵族又要资产阶级奉养他们,为他们的破落子弟争一席之地。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在这迂回曲折、荆棘丛生的夹道中行走的。他无法在这只有几个显赫人物作威作福的污泥浊水中卑躬屈膝,匍匐而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为了爬上高位也会未老先衰。他如果想当司长,不必仿效西克斯特五世①。这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出头之日。在法国,低效能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这官僚体制完全由一群鼠目寸光的人组成,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障碍。它可以把一份足以加速一个省的生产发展的兴修运河的计划,在卷宗里压上七年之久;它因循守旧,害怕一切新事物;它让一切营私舞弊之事永久存在下去,自己也赖以永存;它摆布一切,包括大臣本人;如果有一个有识之士胆敢摆脱它而自行其是,或是想要启发它,指出它的愚蠢,那就一定要受到压制。

  ①西克斯特五世,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任教皇。被任命为教皇以前,他一直伪装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被任命以后,他掷杖而起,健步如飞。巴尔扎克多次援用此例,说明能人惟有藏锋蓄锐,才会被起用,这里是说在官僚机构中,能人早已未老先衰,不必再伪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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