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人间喜剧 > 附录：序·跋 | 上页 下页 |
| 《一桩神秘案件》 |
|
|
|
初版序言① ①《一桩神秘案件》于一八四三年三月由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 （1842） 笔者迄今已经发表的“场景”中，大部分均以某一真实事件为起点。这件真事或已淹没在为暴风雨所涤荡的私人生活海洋中，或者为巴黎上流社会的几个圈子所知晓。在这上流社会里，一切又都那样迅速地为人所遗忘。说起这“政治生活场景”的第二景，笔者确实没有想到，他从中取材的那桩可怕的惊险故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竟然还能使几位尚活在人世上的人心绪激荡。但是，对下述这种轻率的批评，他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不久前，巴尔扎克先生在《商业报》上以《一桩神秘案件》为题发表了长篇连载。我们坚信，虽然从戏剧性和小说角度来说，他的作品很精彩，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则是心怀叵测的不良行为，因为他在小说中从私人生活上鞭挞了一位公民。这位公民就是善良而又令人尊敬的克莱芒·德·里。他一直受到当地所有正派人的尊敬和爱戴，巴尔扎克先生却将他描绘成一七九三年的趁火打劫者、刽子手。巴尔扎克又属于自己很骄傲地赋予“保守”这个称呼的那个党。① 只要源源本本地将这个注抄下来，每个人就可以给它定性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吹捧”是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这个人在议员克莱芒·德·里遭绑架案件中是法官之一②。关于这个案子，该传记编写人在《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回忆录》中找到了法院判决中写的“可怕的谜”这四个字③，并且引用了下述整整一大段文字，通过那个指责性的注解将这段文字与《一桩神秘案件》对立起来： 著名的克莱芒·德·里先生绑架事件，尽人皆知。他在革命年代里是一位重信誉、心灵高尚、具有难得品质的人。富歇和另一个国家要人④勾搭上了。这后一个如今还作为个人和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人而活着，正因为如此我不指出他的姓名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害怕（我天生不是胆小怕事的人），而是因为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我指名道姓也毫无用处；对于了解他的人，甚至不需要我道出这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个人象许多别的人一样参与了雾月十八日的勾当。在他们那贪得无厌的胃口看来，这雾月十八日的勾当应当大大得到报偿。看到把别人而不是他自己放到他觊觎已久的交椅上，这个人气得要命。“什么交椅？”人们会问我，“是议员的交椅么？”“亏你想得出来，不是。”“议院议长的交椅？”“噢，不是！”“巴黎大主教的交椅？”“天哪，不对！首先，位置还没调换呢！”“交椅？”“不是，大主教。总而言之，也不是这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想坐某一把交椅，可是没坐上，这就叫他怒火中烧了。富歇本来也一心想坐漂亮的红丝绒椅子，于是与我向你们提到的这个人物勾结上了，倒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出于愤怒。据说（据当时的年鉴）他们从对祖国发牢骚开始（这是惯例）。 ①此引文取自《当今风云人物传》中写维里奥上校的文章。此文在该书第六卷第一部分，一八四一年出版。上述攻击是在一个注解中。 ②这个法官当然就是维里奥上校。上述传记性文章几乎占四十栏，很明显受到上校本人的启发而写成。文中所引的文件显然亦为上校本人所提供。维里奥（1773—1860），一七九一年至一八〇二年任军官及军事法官，一八〇二年被罢官。后在伊桑布尔亲王手下任教官，一八〇七年亲王任命他为上校。百日期间参加义勇军。 ③该回忆录于一八三二出版，有关此案件的文字在第七卷第六章。 ④指塔莱朗亲王。 “可怜的祖国！可怜的共和国！我那么卖力气地为它效劳！”富歇说道。 “我那么卖力气地给它拆过台！”另一个心中暗想。 “我倒不是为自己说话，”富歇说道，“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总是忘我的。你呢？” “我没有一分钟考虑过自己，”另一个答道，“可是选中卡洛丹①而不要你，简直太不公平了！” ①显然是指西埃耶斯，雾月十八日政变后的三个执政官是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 于是，一套套客气话说下去，他们说到有两张交椅在等待高就，他们在政治上那么辛苦，可以在眼巴巴望着的两把交椅里喘口气。 “可是，”富歇又说，“甚至有三把交椅呢！” 诸位马上可以看到这次谈话的后果如何，仍然是依据编年纪事，而且这是一八〇〇年的纪事，人们尚未来得及对它进行篡改。 我刚才给各位叙述的故事，本来在前几卷中就可以向各位讲的。不过现在讲，时机更合适。通过一个人自己言行前后不一，才能判断和评价一个人。我此刻正在谈论的这些人当中，是否有哪一个为此提供了材料，上帝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提供的第一个事例，可以放在他的宗教启蒙课之首的（他接受过一次宗教启蒙），便是对第一执政官耍了下面那一招之后，又对皇帝俯首帖耳！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编年纪事说的。 他们两人一块聊着法兰西的命运，聊着聊着就说到莫罗，这位受到大肆吹捧的共和主义者，说到儒贝尔，贝纳多特，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对于德·阿扎拉先生代表西班牙说的要叫督政府垮台的话，都曾经洗耳恭听。当然，这个督政府也确实该栽个大跟头，甚至栽到河里去。所以，重翻旧账，新旧时代对比，都要不得。但是，头脑发了热，考虑问题就不大理智了，更正确地说，是毫无理智了。于是这两位国家要人说道： “咱们为什么不叫三个执政官翻个跟头呢？” 既然诸位想知道，那我也就告诉你们算了，原来这两位先生觊觎的是副执政官的交椅。可是，正象吃东西的时候更感饥饿一样，他们一面大骂第二把、第三把交椅没给他们，一面却看中了第一把交椅。他们彬彬有礼地互相推让这第一把交椅，内心里呢，用不着我说诸位也知道，都打算自己抢到这个位置，而且占据得越久越好。可是，这里又用得着那句老话了：“熊没有打倒在地，千万不要卖熊皮。”① ①意谓：不要高兴得太早。 正如我已经向诸位报告过的那样，克莱芒·德·里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正正经经的共和主义者，真心诚意追随拿破仑，因为他最后看明白了，只有拿破仑能够推动历史前进。有的人自然不这样想，既然他们策划改朝换代。这些人叫克莱芒·德·里改了主意，又叫他看到将来能得到第三把交椅，于是克莱芒·德·里得知了他们的一部分计划，甚至赞同了这个计划。正在这时，大军出征马朗戈。良机已到，机不可失。如果第一执政战败，就不能叫他回法兰西，抑或回法国来也是为了进大牢。凭什么他竟敢去和比自己厉害的人打仗呢？（这些话都是编年纪事说的。） 一天早晨①，克莱芒·德·里正在自己家中，虽然还穿着室内便袍，但已经戴上了议员的假发。这时，他得到上述通报，由于不论什么时候事事总要想得周到（编年纪事如此指出），他们要求他负责已经印好的声明、演说以及那些只靠耍嘴皮子的人所必需的其他物品。一切都进行得不错，或者更正确地说，一切都搞得相当糟，就在这时，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马朗戈战役胜利的消息突然来到。只有心怀叵测的人才觉得受不了，而整个法兰西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并对自己的大救星和赋予法兰西不朽荣光的人崇拜得五体投地。那两个觊觎交椅的人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变了脸（这两个人中的一个②，其拿手好戏就是这个），克莱芒·德·里真希望自己从未插手这件事。可能他把这话说得太明显了，那两个“候选人”当中的一个对他开了腔，那样子与自己的身分很不相称。克莱芒·德·里及时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想抵挡人家的攻势（攻势的后果不会是别的，只会是自己掉脑袋），必须采取自卫措施。于是他把那些已经变成罪证的印刷品大部分都藏了起来。他这么干了，而且干得很好。编年纪事这么说，我也象编年纪事一样重复一遍：他干得很好。 ①请诸位注意：德·阿布朗泰斯夫人的说法与巴尔扎克所叙事实真相很不相同。 ②指塔莱朗。 欢乐，凯旋，张灯结彩，庆祝活动，所有举国欢腾的最初表示平静下去以后，仍然留下了第一执政是全民的偶像的无可置疑的证明。这时，我与你们谈到的那几个面色苍白的家伙，从前有时冷笑在他们的双唇上荡漾，现在，他们可张不开嘴了。在容光焕发的拿破仑面前，叛徒们在发抖。这些远离拿破仑时那么能充英雄好汉的人，在拿破仑面前又变成了侏儒。克莱芒·德·里仍一如既往，因为他已经悔过。何况他对那个计划所知不多，用不着自己把悔恨全部担起来。他对那几个面色苍白的人倒小心提防。但是，他的对手比他厉害。 就在这时，法国人获悉，惊异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一个议员，一位政府要员，一天下午三点钟，在图尔附近他自己的城堡里被人绑架，当时他的家人和下人有一部分正在图尔观看一个全国性节日（我想可能是共和历九年风月一日）的庆祝活动。在督政府将我们置于其令人愉快的统治之下时，确实有过这种绑架事件。 但是，自从第一执政命人在舒昂党的残渣余孽、暴徒、强盗出没的西部各乡镇采取了一些明智而又强有力的措施之后，这种危险早已远去，人们几乎已经不谈起这种事了。对博韦城堡的居民而言，就更是如此。一八〇〇年和一八〇一年有些令人心惊胆战的匪帮，但那是在莱茵河岸和瑞士边界上。于是，全国震惊。 当时的治安大臣富歇，另外一家报纸专栏叫他南特的富歇，在这种情况下做得很好。他用不着担心我们的警察署长杜布瓦怎样关注这个案子。二十五条大汉①光天化日之下劫走克莱芒·德·里那么大个头的小母鸡，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杜布瓦手下的密探至少会对这些痕迹跟踪追击，警察署长不会让这二十五条大汉跑掉。 ①绑架克莱芒·德·里的是六个人；小说里是五个。 案件发生在距巴黎六十法里的地方，情况对富歇很有利，他可以抓住这张牌，也可以随随便便撒手不管。他就是这么干的。十七、八天的工夫，对这些逃犯的去向有了一些踪迹，他们借口要叫克莱芒·德·里交出一大笔钱来，把他拖来拖去①。 突然，富歇收到一封信，是克莱芒·德·里本人写给他的。克莱芒·德·里将治安大臣当成自己唯一的救星，求他搭救。对于这种天真和信任，凡是了解克莱芒·德·里那纯洁而又崇高的心灵的人，都不会感到惊异。他以前很可能有些担心，但是我知道（至少编年纪事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之所以采取小心提防的措施，更主要地是对另一幅苍白面孔（而不是富歇）模模糊糊有些不信任的感觉。总之，这封信大张旗鼓地在《箴言报》上刊登出来。显然，与直至那时为止警察找到的一切迹象相比，这封信是更信得过的线索。不过，事情怪得很，克莱芒·德·里搞不清楚，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总之，富歇接到这封信以后没几天，便宣布找到了克莱芒·德·里。 他到哪里去了？……怎样找到的？……在一片森林里，蒙着眼睛，在四个坏蛋的护卫下走着。那四个家伙从容不迫地走着，就象在玩捉迷藏或四角游戏。放了几枪，大喊，于是他们把受害者给放了，完全象《我的若曦姑姑》②戏里演的那样，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心地善良而又有教养的克莱芒·德·里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任凭无耻暴徒蹂躏。他们一面扮作圣尼古拉的小文书③，一面在月光下牵着克莱芒·德·里四处转游。 ①此处亦不确：克莱芒·德·里被绑架的当晚即被关在布尔塔耶农庄。 ②《我的若曦姑姑》是一部三幕滑稽歌剧，脚本作者龙尚，博依埃勒吉越作曲，一八〇三年一月十三日在喜歌剧院首演。 ③巴尔扎克写过一则趣闻，题目叫《圣尼古拉的三个小文书》，写的是这几个人在图尔集市上闹的笑话和历险。虽然巴尔扎克的故事一八三三年七月才发表，而德·阿布朗泰斯夫人的回忆录第七卷（本引文的出处）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便出版了，很可能阿布朗泰斯夫人事先就见过那个故事或者了解给那篇故事提供灵感的神话。 克莱芒·德·里对富歇感恩不尽，称他是自己的大救星，给他写了一封信。富歇又立即将这封信插在《箴言报》上发表，并附上一份冠冕堂皇的报告①。过了不久，克莱芒·德·里想再看看他那些印刷品，可是在他原来放文件的、他自己认为十分可靠的地方，再也找不到这些东西了。如果他先得知此事，他就不会写那封感谢信。这些东西的遗失，使他的全部历险得到了解释。他很明智、谨慎，一言未发，这一次又做得很对。因为与那些想使坏就会很恶毒的人在一起，必须极力避免叫他们想使坏，尤其不能叫他们出于复仇心理去想使坏。但是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这个善良人的心。 克莱芒·德·里回家几天以后（我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一个我认识的人②到博韦去探望他……此人发现克莱芒·德·里心情很忧伤，而这种忧伤又完全不同于那痛苦而漫长的监禁产生的自然结果——颓唐而致的那种忧伤。他们出去散散步。回家时，他们从一大片草地前面经过。草地上又黄又黑的叶子与这个季节图尔地区美丽的草地那闪闪发光而又绒乎乎的绿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前来看望他的人指出了这一点，并问他为何允许他的仆人在正对着他窗子的草地上点火。 ①此信及富歇的介绍确实刊登在共和历四年风月二十五日（一八〇〇年十月十七日）的《箴言报》上。 ②这个人便是巴尔扎克的父亲。 克莱芒·德·里注视着那个地方，直径大约有四尺吧，但毫无惊讶的表示。显然，他已经知道这块地方。然而他的额头变得更加心事重重。他那一向充满善意的面孔上，显出非常难过的表情。他抓住朋友的手臂，快步走开：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那些混蛋……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然后他手抚额头，苦笑了一下。 克莱芒·德·里回到巴黎。他证据不充分，不能向那个为了自己安全而准备将他牺牲的人发起攻击……但是，一座大厦已在他心中耸立起来。虽然肉眼看不见，却不会因此而不持久。 现在，必须指出：这些以全面、真实、公正地书写历史而炫耀自己的《传记》作者们写了布尔蒙元帅①的传记，而且根据富歇提供的有关克莱芒·德·里的那一段，将这桩案件最奇异的部分安到了布尔蒙元帅头上： 这个时期前后，发生了下述的奇异事件。对于此事件的真正原因，政府从来不想解释清楚。共和历九年雾月一日（一八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克莱芒先生几乎单独一人待在图尔附近博韦的家中。六个手持武器的强盗闯入宅中，抢走了现金和银器，强迫他与他们一起坐上他的马车，将他拉到一个陌生地点。他们将他扔进一个地下室内。他在那里待了十九天，外界无法得知他的消息。该事件弄得满城风雨。警察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当时领导这个部门的富歇大臣立即召见在巴黎的几个舒昂党头子。从他们那里证实了人们认为已经知道的事，那就是德·布尔蒙先生与此案并非无关（参见《布尔蒙传》）②。 ①布尔蒙伯爵（1773—1846），法国元帅，一八二九年八月八日至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任国防大臣。远征阿尔及利亚的统帅。 ②布尔蒙在此案中确实扮演了某种角色，但是，说得正确些，是富歇巴不得将全部责任推到布尔蒙身上。布尔蒙在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日从他被监禁的贝桑松城堡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明确指出，这一谣言的制造者，正是治安部。他要妻子去要求治安部对此作出正式澄清。 布尔蒙本人被召至大臣家中，他被明明白白地告知，任何否认都不会令人满意；召他前来并非为了搞清问题，而是要他回答问题；别人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他知道克莱芒押在何处；他一定要以自己的性命为克莱芒的性命担保；给他三天工夫把克莱芒找回来。布尔蒙先生看得明白，自己要打什么主意，已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要求给他八天时间。在八天之内，发出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果然派了几个人去跟踪追击那些强盗。从这几个人所属的政党来看，他们并非人们倾向于相信的那样与警察局无关。 强盗正将克莱芒·德·里先生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时，撞上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打跑了押送克莱芒先生的“卫队”，将他送回家中。 这场伏击战就在大白天进行，人们均认为绑架乃舒昂党匪徒之所为。布尔蒙先生出于个人利害，背叛第一执政归顺了自己的山头，又背叛了自己的山头归顺第一执政，实际上一直暗中充当舒昂党的头领。如无治安当局进行的活动，此次绑架很可能以惨剧告终。 为了美化这次绑架，人们宣称这是保王党干的，说他们想捉拿克莱芒·德·里作重要人质，以保证他们几个生命受到威胁的头目的性命。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种臆测有何根据。 阿尔及尔的征服者①把一个王国交给了法兰西，得到的报偿是人们说他干了卑鄙无耻的勾当。他认为这是诬蔑，任何人听了他这话大概都不会感到惊异。所以，传记作者不得不发表如下的另一段文字，通过如下的注释向布尔蒙元帅表示莫名其妙的道歉： 在我们就布尔蒙将军所写的文章里，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说法。但是为了和缓一下我们对这位人物的指控，我们认为应该提醒诸位：在私下里，这位人士认为我们的这种说法纯属诬蔑。如果这位人士将他本人的异议或更正寄给我们，岂不更好？我们曾经主动提议将他的异议或更正插入我们的著作中，他的一个儿子也曾作出承诺要把那个材料给我们寄来。 ①指布尔蒙元帅。 这些传记的作者们，对于还活在人世的当事人，不征得他们的同意便写他们的传记，然后他们又向这些人提出这种无关痛痒的建议，要他们去找到自己的传记，再来跟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请诸位赞美这种建议吧！他们不公正地对待你，又要求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对他们表示最大的尊重。这就是如今报界的惯伎，他们在这里已经当场被捉。这足以证明，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那部作品中，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笔者对此相当满意。 这三、四部传记作品，因为与本文作者有关，本文作者已成为弥天大谎的目标。这几部作品的存在，正是一个有力的事实，表明有关新闻的法律软弱无力。哪怕相信本文作者是他骄傲地自封的“保守派”，面对着冉－巴蒂斯特·卢梭用一些未发表的诗歌损害了某些作家的声誉而被处以划船苦役，为此不得不整个余生流亡国外①的事实，他也觉得在旧王朝制度下，公民的名誉受到更有力的保护。将当今的文坛风气与往昔的文坛风气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一个吃人者社会与一个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了。 ①一七一二年四月七日，冉－巴蒂斯特·卢梭因为写作并散发污秽、讽刺和污辱性的诗歌受到法院判决，将他终生逐出王国。卢梭在判决宣布之前逃到瑞士。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诸位已经可以明白，这个所谓的小说家，虽然从戏剧性方面来说，他是创作了一部杰出的作品，但他抵不过德·阿布朗泰斯夫人在历史方面之所为。若是没有上述那个注解（嘿，多么了不起的注解！），本文作者恐怕永远也揭示不了下列这个小小的事实： 一八二三年，即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产生写其《回忆录》念头十年以前①的一个晚上，在凡尔赛围炉闲谈时，本文作者与德·阿布朗泰斯夫人聊起克莱芒·德·里被绑架一事，向她讲述了这一案件的奥秘。握有此项奥秘的人，是本文作者家里的一个人②，克莱芒·德·里曾将烧毁组成一个革命政府所必需的宣言和各种文件的那个地方指给他看。 ①巴尔扎克似乎不大可能在一八二五年以前便认识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 ②即巴尔扎克的父亲。 后来，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将上述引文写进其《回忆录》中，这时本文作者责备她的，主要还不是她剥夺了他的一个创作主题，而是在史实最主要的部分上肢解了历史。她确实记忆力惊人，但是仍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已故克莱芒·德·里本人已经烧毁了成为他被绑架的原由的印刷品，这正是富歇的想法可恶可憎之处。他在玩这个花招之前如果派人去侦察一下克莱芒的内宅，就可以省了这番力气。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对塔莱朗亲王极度反感，这一点也使她肢解了另一幕——本文作者再次给她讲述过那一幕，后来成了《一桩神秘案件》的结尾①。 ①当然，德·阿布朗泰斯夫人肢解了据说她从巴尔扎克那里得知的那一幕，她既没有得到西埃耶斯，卡尔诺，也没有提到克莱芒·德·里。那些阴谋家与这些人均进行了接触，克莱芒·德·里心甘情愿地参与了那桩冒险。不过，这似乎与德·阿布朗泰斯夫人对塔莱朗亲王的反感无关。 所以，传记作者的那个小注成了笑柄，希望以严肃面貌出现的作家应该避免干这种事。 现在咱们说到那个可怕的了不得的指责了，那就是指责作者鞭挞了已故议员克莱芒·德·里伯爵先生的私生活，是“心怀叵测的不良行为”。 要为这一毫无根据的指责辩白，几乎是可笑的。首先，在据说还活着的德·贡德维尔伯爵和已故的克莱芒·德·里之间，除了遭绑架和参议员的身分以外，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作者以为在绑架事件发生四十年以后，他将一个与已故克莱芒·德·里毫不相似的典型搬上舞台，只取事件不取人物可能更好。作者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要描绘与私人生活相冲突的政治警察及其可憎的作为。所以他保留了这个事件的整个政治部分而去掉了全部有关当事人的真实情况。 其次，很久以来，作者就力图通过德·贡德维尔伯爵这个人物，创造一个依附于每一个政府的那种共和主义者、二流国家要人的典型。在一些作品中，他已经将大革命的伟大戏剧中这种微不足道的人物搬上了舞台。只要了解这些作品，就足以避免说出这样的蠢话。但是作者既无意将阅读他的作品这件事强加在那些传记作家的头上，也不想让他们费事去了解作者的生平。说不定在激进主义者看来，那“心怀叵测的不良行为”正在于真实地描绘了贡德维尔的性格。这个人物在《家庭的和睦》这个场景中出现，又在《香槟省的一次选举》①这个场景中再次出现，他与克莱芒·德·里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个是一种典型，另一个是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一个要人。一个典型，从应该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就是一个人物，他把所有多少与他相似的人的特征都概括在自己身上了，他是这一类人的样本。所以人们在这个典型与现时的许多人物之间会找到接触点。可是，如果他是这些人之中的哪一个，这又等于给作者判了刑，因为他的演员又不是虚构的了。请诸位看看，在这对待一切都那么轻率的时代，如今的作家面临着怎样的苦难？本文作者将最不象是真实的事件成功地移植到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他真要为这种成功而庆幸了。 ①即后来的《阿尔西的议员》。 三个省都宣称他们无罪，却仍然被处以死刑的那场对贵族的审判，如果哪一位小说家竟敢将它源源本本写出来，那大概会是世界上最没法看的书。没有一个读者愿意相信，在法兰西这样的国家里会有相信这类神话的法庭。于是作者不得不创造出与那不完全相同却很相似的情境，既然真实并非十分可信。作者必须把贡德维尔伯爵写成是象已故的克莱芒·德·里一样的伯爵，又叫他象克莱芒·德·里一样遭到绑架。这种创造正是源于上述的必要性。作者有权这样说：否则这些困难就可能无法克服。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必须有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的不得不（可叹！）对这一类障碍习以为常的人。 所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再来读《一桩神秘案件》，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了不起的劳动。作者保留了政治性的端倪，但是换了地点，换了利害关系。总之，他把从文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真实。但是他不得不把可怕的结局冲淡一些。 他得以将一场政治诉讼的根源与另一个真实事件联结在一起，那就是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先生参与了阴谋而不为人知。 结果就产生了一出饶有趣味的戏，既然传记作者们这样认为，他们都是小说行家。一个准确的风俗画家就这样履行了他的义务：他临摹自己的时代，大概不会叫任何人吃惊，也永远不会放过具体事情。这里所说的事情，就是警察的行动，就是外交大臣办公室内的情景，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因为这是谈到昂热那可怕的诉讼时，由亲眼见到、亲耳所到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讲述出来的①。听到这叙述的那个人一直持这样的见解：在已故克莱芒·德·里焚毁的文件中，可能会有关于波旁家族亲王们的文件。这完全是那人个人的怀疑，没有任何确切的依据。但是这一怀疑使本文作者得以将他称之为德·贡德维尔伯爵的那个典型写得更加充实。那么，传记作者说本文作者写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干了一桩坏事的这种指责，就只剩下将本来是确有其事的不光彩行为硬说成是别人捏造的不良癖好了。这种倾向表现在传记作者身上，是不会令人对他们著作的不偏不倚、公正和真实抱有好感的。 ①外交大臣办公室内那一幕，到底是何人透露给何人的呢？当时在场的实际上应是五个人：富歇，卡尔诺，西埃耶斯，塔莱朗和克莱芒·德·里。这几个人都不可能直接向巴尔扎克道出这种国家机密。 《一桩神秘案件》使一个还活着的人感到非常高兴：这本书向他揭示了终生压在他心头的一个谜。这个人便是传记作者们也写了他的生平的那位法官本人。本文作者因此也算得到了极大的报偿。就该案件的受害者而言，本文作者认为给他们做了点好事，对某些人的不幸是个安慰。这些人由于挡了警察的路，丢了财产，又失去了安宁。 本书在《商业报》上发表大约一个月以后，作者收到一封信，署的是一个德国名字，萨尔路易斯的弗朗茨，是一个律师。这封信以维里奥上校的名义要求与作者就《一桩神秘案件》的事情见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来了两个人，弗朗茨先生和上校。 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一年，本文作者还很年轻，住在维尔帕里西斯村，听人谈论过某一位上校。那时谈论拿破仑时代的英雄得冒点危险，所以讲起来那种劲头就更富有感染力。 这位上校象英雄那样体态匀称，曾与瓦东库尔将军①一起对联军作战。他们的军队在洛林地区运动，就在联军的屁股后面。在巴黎投降，皇帝受到一个又一个背叛的打击时，他们即将把法兰西和巴黎解救出来，可惜皇帝不知道。这位上校不仅搭上了自己的人，还搭上了自己的钱，一大笔财富。一八一七年，政府还很难接受这样的赔偿要求，这位老兵，用比隆②的话来说，只好种白菜。 ①瓦东库尔男爵（1772—1845），帝国时代的将军，后投奔在欧也纳亲王门下，曾一度任撒丁军队统帅。 ②比隆男爵，即阿芒·德·龚多（1524—1592），曾参加对亨利四世作战，后在伊夫里统率一支军队，对平民生活没有思想准备。一日，其子在他面前大谈和解之好处，比隆听了不禁大叫起来：“怎么，你打算把我们送到比隆去种白菜？” 一八一五年，上校又在洛林地区重操一八一四年的效忠行动，而且与瓦东库尔将军一起一直在敌军后方作战，甚至在拿破仑登陆以后也是如此。因这高尚的固执行动，麦茨地方法院发出的同一判决书上宣布，几乎叫欧洲联军束手就擒的瓦东库尔将军与弗朗茨一起被判处死刑。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些细节向他揭示了那些勇猛无畏保卫祖国的人的事迹，极为富有诗意。他把这位上校想象成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对于皇帝垮台以后波旁家族竟丝毫不录用这些那样具有法兰西精神的忠臣，感到十分气愤。 这个年轻人与其说属于保王党，不如说属于君主原则。他的个人见解是：保卫国家与保卫国王一样都是神圣的原则。在他看来，为了维护王国原则而流亡国外的人，与留在法国国内保卫祖国的人，都同样情操高尚，伟大，勇敢。在他看来，一八一六年时，占据王位的人对于流亡国外的人和保卫法兰西的人具有同样的义务，他们的效劳同样值得尊敬。对苏尔元帅和布尔蒙元帅，应该同样表示感谢。在革命中，一个人可以犹豫不决，可以在国家与国王之间游移。但是，无论他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做得都对：因为法兰西属于国王，正如国王属于法兰西一样。他那么确信，在一个国家内，国王便是一切，五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政府首脑倒台，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首脑。这种见解可能显得非常保守，而且一点不讨激进派喜欢，但这确确实实有道理。 笔者听见弗朗茨律师来了。他第一个走进来，向笔者报告维里奥上校到，说这是他的一位朋友，住在利弗里。这时上校出现。他身材魁梧，从前一定仪表堂堂，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他穿一件蓝色礼服，缀着红绶带，一张心慈面善的脸。 只有经过仔细打量，你才会在这张脸上发现坚毅和果断。 在巴黎市中心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里，我们三个人围着微弱的炉火坐下来。 “我们曾搭上自己的钱去打仗，先生，”善良的小个子律师弗朗茨对我说。他借助拐杖才能走路，那模样看上去似乎给霍夫曼的哪一个怪诞人物当过模特儿。 笔者凝神注视律师。这位律师虽然外表古怪，却纯朴，老实，心地高贵，象《爱丁堡监狱》中的珍妮·迪恩斯的父亲。 在他的面庞上，笔者几乎找不到战争及其可怕场面的痕迹，真以为这是幻觉。他心中暗想，利弗里，维尔帕里西斯，克莱，沃汝尔以及其他地方的农民和佃农一定创造了诗歌。 “对，”上校对我说，“弗朗茨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支持者，热心的爱国者，而且作为一个优秀的萨尔路易斯人，是我们最好的上尉之一”。 这时，笔者大喜。这是小说家看到了真真实实的怪诞人物的喜悦，是看到弗朗茨变成了志愿军上尉的快乐。但是想到律师拄拐杖说不定就是保卫法兰西受的伤，骤然间他便将这种巴黎人的快乐天性压抑了下去。巴黎人开始时对一切总是要嘲弄一番的。他就此提了一个问题，于是对一八一四年与一八一五年间在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作战情形的叙述便开始了。笔者在这里不准备将这些复述出来，这两位先生已许诺要向他提供全部必需的材料，以便笔者将这些写进“军旅生活场景”中去①。当我们想到如此壮丽的英雄行为和爱国行为竟然毫无用处，法兰西对于这样的丰功伟绩竟然视若无睹，真是叫人灰心丧气。 ①此后不久，在巴尔扎克的笔记与计划中出现了一部小说的标题：《麦茨的雅克》，但没有留下其他痕迹。 小个子律师当时共有二十万法郎财产。他眼见法兰西腹地受到攻击，便将财产拿出来，与维里奥剩下的财富汇聚在一起，以便招兵买马拉起一支义勇军。待维里奥上校拉起了这支军队，他自己也参加了进去。他们请瓦东库尔作将军，解了隆维城之围。当时隆维城被埃士－洪堡亲王的一万五千名士兵团团围住并遭到炮击。解除围城，打退反法联军，保卫了国家，这真是勇猛无畏、令人惊叹的伟大战功！待到波旁家族归来，这些了不起的人却成了暴徒，或成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对象，他们不得不逃离自己曾经希望保卫的国家。他们两人好不容易回到祖国——上校于一八一八年返国，弗朗茨上尉到一八三二年才归来——以后，又必须隐姓埋名地生活，惟有靠自己尽了义务这种感情活着。上校两次一共花了四十到五十万法郎，律师花了二十多万，他们从敌人身上赚回大约价值二十万法郎的钱，都上交给国家了，一心指望获得胜利。在工业化社会个人主义给我们造成的风气中，如今我们到哪儿能找到两个人，肯拿出近一百万来保卫法兰西呢？ 笔者不是那种天生爱掉眼泪的人。但是这两位充满英雄气概的老志愿军进来半小时之后，他感到双眼湿润了。 “好，”他对他们说道，“就算波旁家族长系不知道这件为国尽忠的事，没有给予酬报，那么，一八三〇年上台的政权又做了什么呢？” 萨尔路易斯的弗朗茨听到本文作者使用“不知道”这个词，有些警觉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说，他们的业绩在当时的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是引起轰动的，这些战役和这些牺牲都有文件可以证明。笔者只是想到，几千步兵、骑兵和炮兵是无法秘密开来开去的，在埃士－洪堡亲王等待着象隆维这样一个地方投降的时候，大军令他解除了包围，怎么也不会不遭受一些损失。 这两位几乎不为人知的德修斯①提出了要求！ 一八三〇年政权偿还了美国那笔可耻的债务，那简直是美国式的敲竹杠②！以剥夺权利来对待一些被判处死刑的人！ ①德修斯，罗马执政官，他们祖孙三人均为拯救祖国而牺牲，因而成为为了事业而自我牺牲的象征。这里“两位德修斯”是指弗朗茨和维里奥。 ②指就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二年法国扣留美国船只，美国向法国要求七千万赔偿之事。一八三一年时，卡西米·佩里埃以为用二千五百万便可解决问题，因为美国同意扣除对法国商品的关税。一八三三年第一次付款。一八三四年，议会又拒绝贷款。直到一八三六年在英国的干预下，事情才算了结。 一八三〇年政权给那么多假爱国者的爱国行为付了款，为七月王朝的英雄好汉们造出了一些荣誉头衔，花费了大量金钱在巴士底广场上树起一节炉筒子①。现在，一八三〇年政权应该研究这两位高尚人士的要求了，应该给弗朗茨以临时补助。他们甚至没有给弗朗茨颁发荣誉勋位十字勋章。拿破仑如果知道了弗朗茨的业绩，一定会从胸前解下自己的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将它佩戴在一位如此勇猛无畏的拥护者的胸前！ 写一本小说歌颂这两位勇敢高尚的人，怎么样？ 巴黎坚持了三天。拿破仑出现在联军的后方，揪住了他们，用机关枪将他们打垮。各国皇帝和国王溃不成军，全逃到了国境线上：恐惧比胜利跑得更快，他们逃掉了！……皇帝②手中骑兵不多，正为挡不住他们的去路而沮丧。这时就在距离巴黎四十法里的地方，他遇上了一个勇猛无畏的密使。 ①这里指的是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为纪念一七八九年革命和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而在巴士底广场上树立的自由女神铜柱，当时遭到正统派的强烈反对。 ②指拿破仑。 “陛下，”他说，“三个志愿人员，瓦东库尔将军，维里奥上校，弗朗茨上尉，集结了四万洛林人和阿尔萨斯人。联军已腹背受敌，您可以前进，有志愿军堵住他们的退路。保住您这帝国的完整吧！” 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拿破仑会怎么做呢？ 瓦东库尔一八一五年时是新兵，但是以后会当上元帅，公爵，议员。维里奥会当上师长，成为荣誉军团二级勋位获得者，当上伯爵，当上瓦东库尔的副官！而且会叫他发财！弗朗茨会在科尔马当上省长或当上总检察长！最后会从杜伊勒里王宫的地窖里取出二百万来赔偿他们，因为皇帝的钱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更善于报偿。可叹，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虚构！ 可怜的上校现在在利弗里种白菜，弗朗茨现在在叙述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的各次战役，过一会要到王家广场的加那什咖啡馆去暖和暖和身子。最后，瓦东库尔的书①在塞纳河西岸的旧书摊上出售！ 大谈放弃阿尔及尔的议员们如今全得到内阁各部的美差！在商业界，理查·勒努瓦②一八一四年效法洛林地区志愿军的英雄行为，但是看到为他筹的捐款流产，也在近乎贫困的状况之中死去。法兰西有时与一个漫不经心的交际花十分相象：为了纪念一个叫富瓦的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它送一百万③，但此人的名字在二百年后可能大成问题。它为第十七轻步兵团庆功，似乎是这个团征服了阿尔及尔④。通过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用污秽的字母写出了如下这条不名誉的格言：“效忠必须赶好时候！”这是后人的座右铭。向多数派政府致敬！ 本文作者与这两位信徒距离《一桩神秘案件》既很远，也很近。从作者向上校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看，他们正处于这个题目的中心。这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会只是上校，而没有任何退休金呢？⑤” ①可能指他写的《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战役史》一书。 ②弗朗索瓦·理查·勒努瓦是一个大工业家，帝国时期他面临棉花贸易困难，几乎破产。拿破仑救了他，因此他对皇帝绝对忠诚。他自己出资装备了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本人任军团长。一八一四年他曾竭力勇敢保卫巴黎，抵抗联军。因此后来他被列入首批放逐人员名单中。沙皇叫人将他从名单中勾掉。但是他的生意垮了，于一八三九年在贫困中死去。有两千多名工人参加他的葬礼。 ③富瓦伯爵（1775—1825），帝国时期为将军，路易十八时代是议员。他死后，法国为他的孀妻及子女募捐，几星期之内便募集到了一百万。 ④阿尔及尔并不是第十七轻步兵团占领的，但是这个团在帝国时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的确军功卓着。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一年间在阿尔及利亚亦屡建“战功”。一八四一年，正当巴尔扎克考虑这篇序言时，第十七轻步兵团返回巴黎，王室希望欢迎仪式盛况空前，奥马尔公爵统率，内穆尔和奥尔良亲王亲自迎接。一个陌生人向他们开了枪，两位亲王几乎送掉性命。欢呼声震天动地，国王出席四千人参加的盛宴并发表讲话。 ⑤维里奥上校只有四百法郎的年金，而他有妻子、儿女。——作者原注。 “自一八〇〇年起我就是上校。我之所以长期不得重用，正是因为在你的著作中作背景的那个案子。读了《商业报》，我才得知那个谜的谜底。这个谜一直笼罩着我的生活达十五年之久。” 克莱芒·德·里案件在图尔附近发生时，维里奥上校正率军驻在图尔。第一次判决以后上诉时（被告经过两次审判），为重审该案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维里奥上校被任命为该法庭成员。作为图尔地方的军事长官，上校看到了这出戏的演员——那个警察的通行证。他成了法官以后，对判决提出了抗议，亲自到第一执政身边去，想开导开导他。但是，教训惨痛，他懂得了要开导一位国家元首是多么困难：与开导公众舆论一样困难。没有比堂吉诃德这种角色更费力不讨好的了。只有演出一幕堂吉诃德的戏才能发现塞万提斯的伟大。 第一执政认为维里奥上校的行为是军纪问题！读到这里，诸位，请你们自问一下，是否提比略和奥马尔会要求更高？洛巴德蒙，杰弗雷和富基埃－丹维尔的思想与拿破仑当时的想法以及加以鼓吹的思想是一致的。所有的统治者都渴望着这句座右铭：“在政治法庭上，不应该有良心。”王国与人民当时都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不再审判，而是暗杀。 维里奥上校不知道干这件事为首的是富歇，他在十四年战争中仍是上校，但无事可做。对于一个象拉德奇维尔①亲王向叶卡捷琳娜二世作战那样自己出资向联盟国家作战的人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不受重用是多么难受的滋味！ ①拉德奇维尔家族是立陶宛和波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里说的拉德奇维尔亲王，生于一七三四年，卒于一七九〇年，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对头。 《一桩神秘案件》那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结尾，给他指点了迷津。 这个人无论从作为法官那坚定的职业良心来说，还是作为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的志愿作战人员来说，都是伟大的。自本文作者有幸接待他以来，他的传记已经发表，他的各种光辉业绩在传记中均有所记载。诸位务必相信，关于《一桩神秘案件》的那个说明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塞进传记中的。笔者对于如此高尚品格的钦佩毫不含糊，他一直打算报告一下这两位勇士的访问：对于陷害无辜贵族的一场卑鄙官司的谜（如今这谜已经解开），其中的一位是活生生的见证；另一位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财产都献给了法兰西。尽管领略过那么多的忘恩负义，在关于普鲁士军事组织的一份重要文件前，他依然写上了这样的话： 品德高尚就是对祖国的忠诚！ 说到笔者，阅读弗朗茨和维里奥上校的传记时，对于针对笔者的那种可笑指责，他完全可以谅解。在弗朗茨和维里奥上校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些人对法兰西忠心耿耿的事例，这些人都是值得普卢塔克为他们作传的。弗朗茨上尉先在法国被判处死刑，后来在普鲁士再次被判处死刑，每次都是由于行为高尚。难道有哪一本小说能抵得上他的生平么？ |
| 国选文学(gx.hkzww.com)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