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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李觏的学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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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泉府之制：此即王安石“青苗钱”所本，故我详引李觏的议论于此。《周礼》本文云：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郑司农说，“抵，故贾也”。郑玄说，“抵实柢字；柢，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此处当从郑司农说。因为从原价，不取利，故须保证，不愿买者拿去牟利。国服二字亦有两说：郑司农说，“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郑玄说，“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李觏与王安石皆从郑玄说。李觏说：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财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系辞》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是也。君不理则权在商贾。商贾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虽贱，不得不卖，裁其价太半，可矣。虽贵，不得不买，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货则敛之，不时而买则与之；物揭而书，使知其价；而况赊物以备礼，贷本以治生，皆所以纾贫窭而钳并兼，养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轻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粜而魏国富强，耿寿昌筑常平而民便之，师古之效也。宜其流风遂及于今。必也，事责其实，官得其人，亦何愧彼哉？（《国用》十一） （8）均役使：《周礼》役民之法甚平均，免役只限于“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李觏说，“君子之于人，裁其劳逸而用之，可不谓义乎？世有仕学之乡，或舍役者半。农其间者，不亦难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贵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劳，诚不可役。然复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则老者疾者亦可以阖门不使耶？”（《国用》十五）王安石后来行的“免役钱”，亦是这个道理。宋代“差役”之法，当时人大都知其不便。故虽反对王安石最力的人，如苏轼、范纯仁等，皆反对司马光推翻此法。 李觏不但把一部《周礼》做成一部有系统的政治学说，他还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实用的学说。他的《易论》十三篇，“援辅嗣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删定易图序论》）第一篇论《易》的为君之道，第二篇论任官，第三篇论为臣之道，第四篇论治身之道及治家之道，第五篇论遇人，第六篇论动而无悔之道，第七篇论应变，第八篇论常与权，第九篇论慎祸福，…… 他在《易论》第一篇里说：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羲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 他最恨那些“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的《易》学，故他对于当时最风行的刘牧的《易图》（牧字长民，是范仲淹、孙复的门人，受《易》于范谔昌，范受之于许坚，许受之于种放。）极不满意。牧有五十五图，李觏删存三图——河图，洛书，八卦。他保留这三图，固是不能十分彻底。但他的《删定易图序论》确然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议论。其第六篇尤为有精采，今录其末段：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异也？ 曰，吾之言也，折诸圣，宜乎其异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 这几句话不甚明白，须看下文始知他的用意只是要人注意性命的外面的表现——“善”。他不要我们空谈那不可捉摸的性命。他下文说： 董仲舒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疆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然则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非圣人则命不行。非教化则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则是圣人为天之所为也。 此论极重要。他所说的“命”只是一种“本来应该如此”的道理。但这种命须要有圣人“制民之法，足民之用”，然后可以表现出来，故说“非圣人则命不行”。他所说的“性”只有一块“可以如此，可以如彼”的质料。但这种质料须要有教育礼法的制裁，然后可为成材。性命都是天然的，但都全靠人力，方能有成，圣人只是那些用人力做到天然的可能性的人，故说“圣人为天之所为”。他下文说： 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黄帝、尧、舜（所谓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龟筮虽质诸神明，必参以行事。南蒯将乱而得黄裳元吉，穆姜弃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称，知其无益。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曰卜筮以疑众，杀”。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这种完全注重人事的哲学，真是李觏的特色！当时的思想界几乎全是一个道士的世界。天书的笑柄还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陈抟、种放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时候。孙复为北方大儒，范仲淹为南方大师，而他们的弟子中乃有刘牧、周敦颐一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欧阳修大胆疑古于前；李觏大胆主张功利，主张人事，比欧阳修更进一步；后来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体的表现了！ 李觏的功利主义和人事主义并不是要反乎自然，其实还是要根据自然。礼制法度都是人为的谋乐利的工具，但不是违背人情的天然趋势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谋天然的本能的正当发展的唯一法门。礼制若违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说“圣人为天之所为”，即是此意。他很反对当时儒者的反人情论。例如胡瑗作《原礼篇》有云： 民之于礼也，如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勉强而制尔。民之于侈纵奔放也，如兽之于山薮也，禽之于飞翔也，鱼之于江湖也，岂有所使哉？情之自然尔。 李觏驳他道： 觏不敏，大惧此说之行则先王之道不得复用；天下之人将以圣君贤师为仇敌，宁肯俛首而从之哉？民之于礼既非所乐，则勉强而制者，何欤？君与师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难也。而君欲以为功，师欲以为名，命之日雠敌，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礼为能顺人情，岂尝勉强之哉？ 人之生也，莫不爱其亲，然后为父子之礼；莫不畏其长，然后为兄弟之礼；少则欲色，长则谋嗣，然后为夫妇之礼；争则思决，患则待救，然后为君臣之礼。……凡此之类，难以遽数，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无是礼，则过恶袭之。情虽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礼废则子将失其孝，……君臣之礼废则臣将失其忠。一失之则为罪辜，为离散。向之所谓情者，虽积于中，安得复施设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 然则有礼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义，身尊名荣，罔有后患，是谓兽之于山薮，鸟之于飞翔，鱼之于江湖也。无礼者不得遂其情，为罪辜，为离散，穷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谓兽之于囿，鸟之于绁，鱼之于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谓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须礼以变化之，则先生之视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虫蛆，何不恭之甚也！（《与胡先生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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