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费经虞与费密(4)

费经虞与费密(4)

　　费氏父子根本否认这种道统论，故说：

　　道统之说，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也。……流传至南宋，遂私立道统。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然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弘道书》上，一）

　　又说：

　　求圣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学之修身，可也。取经传之言而颠倒之，穿凿之，强谓圣人如此，吾学圣人遂得之如此；自以为古人与一世皆所未知，而独吾一二人静坐而得之，以吾之学即至圣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轲、荀卿诸儒所不敢，后世俨然有之，何其厚诬之甚欤？（上，四）

　　这话何等痛快！

　　他们父子因为要打破宋儒的道统论，故也提出一种他们认为正当的道统论。他们以为最古政教不分，君师合一，政即是道。后来孔子不得位，故君师分为二，故帝王将相传治统，而师儒弟子传道脉。但所谓“道”仍是古昔的政教礼制，故“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上，四）

　　他主张：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历代帝王因之，公卿将相辅焉。下之，道在圣门，相授受而为脉；其传则胶序后世师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上，二）

　　他把这个意思列为“天子统道表”：

　　（图）

　　这个表，初看去似乎很浅陋。但我们要进一步去寻他的真意义。费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认那“一二人静坐而得”的不传的绝学。他的根据是历史的：他只说，古往今来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道统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别无所谓道，也别无所谓道统。简单一句话，事业即是道，事业史即是道统。他们父子说：

　　二帝三王皆以事业为道德，典谟训诰记录彰明。战国分争，始以攘夺为事业。谓之变，可也。非事业外又有所谓道德。以言无，言天，言心性，言静，言理为道德，以事业为伯术，则后儒窜杂谬诞而非圣门之旧（上，十）

　　这个意思，他们也列为一表：

　　王道久而渐变遂分表。（下，二八）

　　△儒

　　君臣将相行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开国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兴教，弘济天下。

　　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吉凶仪物，殊途同归；《诗》、《书》、《礼》、《乐》所载，士农工贾〔所〕遵守：此为吾道，实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简之俦行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养心性。

　　佛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悟心性。

　　这种见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这是大家口头都会说的区别。但费氏父子提出的区别，说的更痛快。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业，二氏是山林幽隐的道；我们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来做我们的城市生活的事业。第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农工商所遵守的事实用；二氏的道是少数闲人废物的养心性与悟心性的工夫。我们不能叫士农工商都抛弃了他们的日用事业来做养心明性的工夫。

　　费氏家学所谓“道”，以“实事，中庸”为主。费密曾说：

　　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恍忽之谓虚。（中，三五）

　　他们认定这“通诸四民”“见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们极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说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费密说：

　　天下之治，群黎乐业，万物遂其生，皆法制礼义所继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统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职；自上古至今，无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后儒以静坐谈性辨理为道，一切旧有之“实”皆下之，而圣门大旨尽失矣。密少逢乱离，屡受饥馑，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此时“心在腔子”，“即物穷理”，“致良知”，有何补于救世？岂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先子（经虞）平日论次，密老年益确信不疑也。（上，十五）

　　这一段自叙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清代学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试验。费氏父子从乱离饥馑里体验出“道在于政治”的一个道理，故说，“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

　　费密的儿子费锡璜也能承家学，章学诚引他的《贯道堂文集》，有云：

　　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刘刻《章氏遗书》八，页二十）

　　这确是费氏的家学。他们把儒者看作一种“政治匠”，他的职业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样。他们菲薄理论，但用事功作标准，有时未免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狭义的功利主义。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狭义的功利主义相同（参看我的《中国哲学史》上，页三百十一），同为事势的产儿。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费氏家学的道统论。他们否认宋儒的道统论，他们认定儒术贵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谈玄理，所以主张

　　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宋则议论为主，实事为末。）盖人士镇抚四海，提挈纲维；士大夫协恭共济，政和化洽。泽之渥者，当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后世著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当遵经据史，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汉、唐以来，治乱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时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经，兴立学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尽没，黎庶之涂炭不致久困；一时赖之，数百年享之，追继三代无疑也。历世久远，诸儒皆无异辞。何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议，而悉谤毁黜削之，谓“秦、汉而下，诏令济得甚事，皆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上，五）

　　这种道统论，认事业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统，“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这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主要见解。其说与南宋的陈亮、叶适颇多相同，但陈亮虽大胆，说的尚不能有费氏父子这样的透彻明白；这大概是因为费氏父子饱尝了无政治的痛苦，体验的深切，故主张也更老实透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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