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

　　我是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视宋、明人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本书页二七九）

　　我们读梁漱冥先生的这部书，自始至终，都该牢牢记得这几句话。并且应该认得梁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自己说：

　　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去走。（本书自叙）

　　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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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先生第一章绪论里，提出三个意思。第一，他说此时东方化与西方化已到了根本上的接触，形势很逼迫了，有人还说这问题不很迫切，那是全然不对的（页四至十一）。第二，那些人随便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融通，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页十二至十八）第三，大家怕这个问题无法研究，也是不对的。“如果对于此问题觉得是迫切，当真要求解决，自然自己会要寻出一条路来。”（页十八至二十）

　　这三层意思是梁先生著书的动机，所以我们应该先看看这三层的论点如何。

　　梁先生是“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故我们先讨论那关于他自己思想的第三点。他说，“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那里，就做到那里。”又说，“旁人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没有主见，并不要紧，而我对于此问题，假使没有解决，我就不晓得我作何种生活才好！”（页十九）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自然是我们应该敬仰佩服的。然而也正因为梁先生自己感觉这个问题如此迫切，所以他才有第一层意思，认定这个问题在中国今日果然是十分迫切的了。他觉得现在东方化受西方化逼迫得紧的形势之下，应付的方法不外三条路：

　　（一）倘然东方化与西方化果真不并立而又无可通，到今日要绝其根株，那么，我们须要自觉的如何彻底的改革，赶快应付上去，不要与东方化同归于尽。

　　（二）倘然东方化受西方化的压迫不足虑，东方化确要翻身的，那么，与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去，不要作梦发呆，卒致倾覆。

　　（三）倘然东方化与西方化果有调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现在这种“参用西法”可以算数的，须要赶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决不能存疲缓的态度。（页十）

　　梁先生虽指出这三条路，然而他自己只认前两条路；他很严厉的骂那些主张调和融通的人，说“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所以我们此时且不谈那第三条路。

　　对于那前两条路，梁先生自己另有一种很奇异的见解。他把东西文化的问题写成下列的方式：

　　东方化还是要连根的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接着就是他自己的奇异解释：

　　此处所谓“翻身”，不仅说中国人仍旧使用东方化而已；大约假使东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样，成一种世界的文化——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的色彩，是无论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所以此刻问题，直截了当的，就是——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页十二）

　　这是梁先生的书里的最主要问题，读者自然应该先把这问题想一想，方才可以读下去。

　　我们觉得梁先生这一段话似乎不免犯了拢统的毛病。第一，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至于“此刻”的问题，更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避去了具体的选择去取，而讨论那将来的翻身不翻身，便是拢统。第二，梁先生的翻身论是根据在一个很拢统的大前提之上的。他的大前提是：

　　凡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

　　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依梁先生自己的分析（页十三），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他总括为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这样多方面的文化，在这个大而复杂的世界上，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在一个国里，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异，何况偌大的世界？若否认了这种种时间和空间的区别，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无论何种劣下的文化都可成为世界文化。我们也许可以劝全世界人都点“极黑暗的油灯”，都用“很笨拙的骡车”，都奉喇嘛教，都行君主独裁政治；甚至于鸦片，细腰，穿鼻，缠足，如果走运行时，何尝都没有世界化的资格呢？故就一种生活或制度的抽象的可能性上看来，几乎没有一件不能成为世界化的。再从反面去看，若明白了民族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区别，那么，一种文化不必须成为世界文化，而自有他存在的馀地。米饭不必成为世界化，而我们正不妨吃米饭；筷子不必成为世界化，而我们正不妨用筷子；中国话不必成为世界语，而我们正不妨说中国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指出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拢统的毛病，拢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拢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认是“牢牢的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觉的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了。从那个拢统的出发点，自然生出一种很拢统的“文化哲学”。他自己推算这个世界走的“一条线”上，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页二五九以下）。这样“整齐好玩”的一条线，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完全用不着根据，只须梁先生自己的思想，就够了。梁先生说：

　　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分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页二六一——二）

　　是的。这三条路，古人曾分别走过；现在世界要走上一条线了，既不能分别并存，只好轮班挨次重现一次了。这种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是无法驳难的，因为梁先生说“吾自有见而为此说。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

　　凡过信主观的见解的，大概没有不武断的。他既自有见而为此说，又自己声明不求谅于今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这种勇于自信而倾于武断的态度，在书中屡次出现。最明显的是在他引我论淑世主义的话之后，他说：

　　这条路（淑世主义）也就快完了。……在未来世界，完全是乐天派的天下，淑世主义过去不提。这情势具在。你已不必辩，辩也无益。（页二五二）

　　我也明知“辩也无益”，所以我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也不想为无益之辩论，只希望能指出梁先生的文化哲学是根据于一个很拢统的出发点的，而这种拢统的论调只是梁先生的“牢牢的把定一条线去走”。“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格的表现，用一条线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化，故世界文化也只走一条线了。自己寻得的道理，便认为“准道理”，故说“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

　　不明白这一层道理的，不配读梁先生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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