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

　　——答陈独秀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他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篇的末三段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很武断的责备那主张联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那里”。他自己断定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我们要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试问，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又是从那里来的？独秀说是“帝制遗下来的”。这又是“米是米瓮里生的”的故事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确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

　　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明朝用极端的专制，只落得十七世纪的大乱，连一个“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乱之后，恩威并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乱已四起了；鸦片之战以后，中央的纸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乱。洪秀全的徒党在十八个月之内，自广西直打到南京；全国也几乎“瓦解”了。后来平乱的人，不是中央的军队，都是起于保卫乡党的新军。我们看湘军的组织和长江水师的历史，可以想见当日的统一，实由于各省的自卫（长江水师与湘军的饷费，皆不出于中央）。

　　二十年的大乱之后，中国仍归于统一，然而皇室与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来，中央的许可权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独立”遂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第一步是“袁家将”的分布各省；然而军阀分封之后，仍旧不能减除各省独立的趋势。袁氏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运动。故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

　　我们不愿意用一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那复杂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看起来，不能不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我们且看看历史上的事实，独秀说：

　　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要知道，各省督军总司令的权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权大，另是一件事。在今日的制度之下，只是督军权大，而地方权极小（这一点大家不可不特别注意）。就拿财政权来说罢：民国五年政府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把许多向来归地方的收支，都划归中央管理，即如安徽一省十年度的“国家收支”，如下列表：

　　国家岁入经常门：

　　一，租税　　　5064200元
　　二，杂收入　　175880元
　　合计　　　5240080元

　　国家岁入临时门：

　　合计　　　129198元

　　国家岁出经常门：

　　一，外交部管　9840元
　　二，内务部管　1471414元
　　三，财政部管　62159元
　　四，司法部管　560808元
　　五，农商部管　58304元
　　六，教育部管　35000元
　　七，陆军部管　3800305元
　　合计　　　6557190元

　　国家岁出临时门：

　　各部合计　　　375880元
　　国家岁出总计　6933070元

　　我们要知道，这五百多万的收入，七百万的支出，都是“国家的收支”，都是省议会无权过问的。所谓“地方的收支”，只限于本省的内务，财务，教育，实业四项，那是省议会可以过问的。自从民国五年以来，各省都是如此（参看《银行月刊》第二卷第八号，刘大钧《中央与各省之财政》）。因为地方的财政范围缩小，因为省议会无权过问那绝大的“国家收支”，而中央又无力实行管理，所以各省的财政大权都操在督军与总司令之手。兵马权的历史，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说：今日只是督军权大，而地方权小；若因为督军权大而就说地方权大，那就是倒果为因的谬论了。

　　我们要知道，督军总司令的权力所以扩大到那么地步，正是因为他们现在处的地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中央有“权”可管他们，而无“力”管他们；地方有潜势力可管他们，而无“权”管他们。试问我们今日要想裁制军阀的权力，还是希望那有权无力的中央呢？还是希望那有力无权的地方呢？我们的答案是：

　　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

　　地方有了权，就可以裁制军阀吗？可以的。我们试看江苏近几个月的公债案，那便是一证。因为中央把地方的大部分财政权都收去了，故“地方收支”项下列有“公债”一门。公债既属地方，地方便有权过问了。今年江苏要发行四百万公债，加上“江苏国库分金库”的字样，想只要财政部的批准，不经省议会的通过。但地方的反对究竟起来了。韩国钧只得召集本省的绅士，开一个财政会议，改四百万为七百万，总想躲过省议会的一关。但地方的反对还是不息的。他们反对的最大理由是：

　　募集公债，非行政机关所得单独行动者也。国家募集公债，须经国会之议决；省政府募集公债，须经省议会之议决。法律昭然，宁堪弁髦？

　　我们可以预料江苏这七百万的公债是发不成的。我们再曹锟、曹锐威权之下的直隶省议会；他们别的成绩虽不足道，但这几年中省议会始终不肯通过一个公债案。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的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在今日地方权力薄弱之时，这种裁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如奉天、广东之借外债）。但将来地方的许可权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地方变成了可决否决的最后一关，那时候的军阀就不能再有现在的容易日子了，那时候，全省的视线都注在省议会，本省的人才也会回到省议会去努力，省议会就成了军阀与人民决斗的战场。军阀也许用金钱与武力来作最后的奋斗，如山东的现状，但这种奋斗的结果，一定是军阀失败的。

　　总括起来，我们的意见是：

　　（1）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

　　（2）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这两件事决不可混作一件事。

　　（3）军阀的许可权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阔。

　　（4）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许可权，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

　　至于独秀说的“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我对于这种论调，真不懂得了。独秀在前面明明指出中国的经济状况，从家庭农业，到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有三种悬绝的状况。至于语言宗教的不同也有许多不可掩的事实（语言更明显）。何以他又说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呢？况且稍研究联邦国家的人，也应该知道联邦制并不必建筑在经济状况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国不是一个例吗？独秀又说：

　　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这也是不研究历史事实的拢统话。我们且不论辛亥以前提倡的“新湖南”、“新广东”、“新江苏”、“新浙江”；我们且不谈民国三四年的联邦论；即论最近三年来的联省自治运动，那一省不是先由反对军阀反对驻防的人提倡的？联省自治的声浪传播远了，事实上已不容易压制了，“联省自治”四个字已成为可以号召的旗帜了，于是军阀也不能不注意他了。军阀之中，对于这个运动，有两种态度。一派是投降在这个旗帜之下，想借他的招牌来苟延残喘的。湖南的赵，浙江的卢，便是这一派的代表。孤立的卢永祥甚至于不惜冒籍浙江，这是谁投降谁的表示？一派是还想做“武力统一”的迷梦的；他们的地盘大都根据在驻防异省的制度之上，联省自治便是他们的致命之伤；他们既不能学卢永祥的冒籍，自然不能不出来反对联省自治了。我们试看湖南争省长的一幕戏，便可以了解直系武人反对联省自治的心理了。明明是武人军阀最忌的一个武器，偏有人说他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岂非大错！

　　我们可以大胆说：

　　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十一，九，八

　　（原载1922年9月10日《努力周报》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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