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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四


  楚用把额脑一抹,将新买的那顶本城赶制出来的青呢遮阳帽(后来呼为便帽,又采用日本名词呼为“乌打帽”的便是)取下,向脸上扇着道:“好家伙,会这么挤法!”

  “你看,台上比着手式在演说的,莫非就是董修武?”彭家骐踮起脚尖望着演说台上说。

  演说台上站了许多人。一个穿学生装站在顶外面、不时拍着巴掌(好像在发号施令似的,他一拍掌,台下便响应起来)、头发剃得精光、未戴帽子、鼻梁上架了副镍边的高度近视眼镜的人,他们认得是半日学堂主办人,其实等于私塾老师,一般称为猢狲王的李俊。还有一个穿枣红滚边旗袍,但又梳了一个大鬅头的日本女人,站在顶里边,他们也认得是张物理的日本老婆张细小露。同张细小露并肩而立、时不时还在交头接耳、样子显得很为亲热的一个身穿长袍短褂的男子,并非张物理而是他们的博物教习郝又三。

  “哦!原来他在这里凑趣!”

  但是他们注意的,仍然是那个身材高大、穿一身条纹西服、短头发分梳在两边、面色黄黄、目光四射、正站在台口上比手画脚的、约摸三十年纪的中年男子。

  “当然是董修武!”楚用肯定地说。

  董修武正在演说。远远地只能看见他那未蓄胡须的口一张一阖,一股劲在提高声音。毕竟坝子太宽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经不甚听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几句:“……我们同盟会……革命……排满……民族……我们孙中山先生……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平均地权……我们孙中山先生……我们的主张……”而且挤在台子下的人们又都各自在发言,不晓得是评判董修武的话,抑或在发抒己见?发言的声浪并不比台上演说人的声浪低。何况还由李俊领头,几乎不断地在拍掌。

  楚用把彭家骐的膀膊一拉道:“真是革命党的言论!我们转到台子后面去,那里人少些,可以听得更清楚。”

  他们循着人墙兜了一个大圈子,走到台后。但是台子上的声音,刚好呼喊到:“像这样不伦不类的军政府……并非我们七千万同胞要求的革命政府……我们同盟会人没一个人参加……无论将来演变到何种程度……我们完全没有责任……除非我们参加了政府……同胞们,这就是同盟会的主张!你们赞不赞成?”

  “赞成!”是台子上所有人的声音。接着是鞭炮般的拍掌。

  “赞成!赞成!赞成!”是台子下所有人的声音。接着是浪潮般的拍掌,一阵高一阵低,差不多有几分钟。

  楚用瞅着彭家骐说道:“怎么的,演说好像完了?”

  没有完。不过接着站到台口演说的,不是董修武,而是另外几个人。甚至张细小露也演说了几分钟,虽然还是儿童教育为立国之本那一老套。到底由于是东洋婆子的缘故,在特来参加演说会的人的眼里,感觉很新鲜,还是送给她不少掌声,尽管不大佩服她那“不择地而施”的命题。

  第一章 不平静的日子(七)

  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第二天,好多家报纸都登载出来,连最古板的《商务公报》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数报纸都当作普通新闻,用当时最小的四号字钉,排列在不另标题目的杂闻一束,或演说汇志里面。有一家报馆编辑标出了董修武名字,其余的仅说:“昨日南校场亦有演说会,闻系同盟会人所主持,听众不亚于客籍人士在贵州馆所召开之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大会云。”

  只有两家学界中人组合的报纸,不但当作特别访稿,列在要闻之次,用特号木刻标题:“同盟会人不平之鸣!”“请勿轻视同盟会人之言论!”来促起社会注意,而且还用了很长篇幅描写会场情况:“……当是时也,黄童白叟,惨绿少年,翘首企足,骈肩连臂于巍峨之演说台前者,殆逾万人。呜呼!盛哉!诚锦官城内伊古未有之一大会也夫!”当然,董修武的名字特别标出了。可是没有称之为同盟会副会长,却说他奉了孙逸仙先生(当时还只有同盟会人称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四川来的。也未说明他奉命回来做什么,是什么目的。他的演说词没有全登。两家报纸所载的“略云”还大同而小异。可以看出,的确是报馆的特别访员的手稿。后来证明,写“当是时也”那篇特稿,果然就是站在台口领导拍掌的半日学堂主办人,也是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班背榜毕业、自称教育大家李俊的杰作。据说,李先生足足费了一下午时间,尚熬了半个夜晚,绞尽脑汁,抽了一包纸烟,易了几次稿子,才吟哦而成的哩!

  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不管报纸上登载的详与略,但为社会和军政府诸人所怵目惊心的,到底不是它,而是十七省客籍人士的救亡大会。

  清朝制度,但凡本省人都不准许做本省的宫。只有各府州县专管秀才、童生的教官,如教授、训导、教谕等(这些官,自从废科举、兴学堂后,已逐步逐步撤销),可以用本省籍的举人、贡生来充任,但也得隔府。旧式的中下级武官,也可用本省人。至于有权有势的文官,不管大至总督、巡抚,小至县丞、典史,那就无论如何,非用外省人不可。

  四川独立了。从此以后,四川的官,是不是只许四川人做,而不再许外省人做呢?倒没有明文规定。仅仅因为独立毕竟算是一种和平革命之举,既然革命,那么以前的种种制度,便应该一例废除,另订新章。看来,那些专门到四川来吃四川的饭、拿四川的钱、管四川的人的外省官员,除了收拾宦囊,带着官眷、官亲,或是乘舟东下夔门,或是坐轿北逾剑阁外,好像并无他途。

  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例如盐运使杨嘉绅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虽然在军政府十个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照会,叫他担任盐政部部长;并特别允许他在新颁印信之前,暂时使用着盐运使司旧铜印;甚至驻扎在盐道衙门(虽然改了名称叫盐运使,头门门额上的火焰边的木牌也换过了,但一般人还是呼为盐道衙门,街名也还是叫作盐道街)内的百多名盐务巡防兵,也未依照独立条件,叫他拨交与副都督朱庆澜管辖;但他到底聪明过人,不愧有智多星的诨名,当他初七日从军政府帮了忙,致了贺,回到衙门,他便看明白了他应该怎样办才算对得住自己。

  他每天还是要到军政府一趟,还是要在都督会客室中,同那些只会发空议论的先生们(大抵是咨议局议员、老绅士,以及学界里头面人物)聊聊天,有时也找忙得昏天黑地的正都督蒲殿俊商量商量改良盐税的办法。不过每次蒲殿俊总是睁着视而不见的眼睛向他吵道:“你是盐政部长,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何必来麻烦我!我这几天真是忙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了,哪能还管得到你的事情!”

  就这几天当中,他使人封了二十号大半头船,停泊在东门外水神祠码头。又在盐库里,从库存现款一百四十万元内,提取了二十万元,连同许多行李,和眷属僚友,一递一递搬到船上。每号船还派了几名巡防兵押着。诸事准备妥帖,他才从从容容,坐着四人大轿,到处拜客。有人说,他从军政府出来后,还特别到制台衙门去过一次。约摸下午两点钟时候,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换穿一身便衣,只带一名随从,改坐一乘从轿行里雇来的篾篷小轿,一直来到水神祠上船。并且立刻吩咐把官衔旗子插在船头上,解缆开船。二十号船首尾相接,驰过九眼桥,驰过望江楼,顺流而东,及至第二天被军政府发觉,他已驰过江口,无法截阻,更无法追赶。

  这是一件惊人大事。被报纸一登载后,军政府里首先引起一场大辩论,使得主张四局十部不能再任用一个客籍人员的一派,非常得势。曾经同蒲殿俊、罗纶等一齐被捕,独立后仍然回任电报局长的胡嵘,只管极力说:“这个不好。客籍人中不见得个个都像杨嘉绅,其中也有不少好人,而且他们都有从政经验。别的不说,就是办点例行公事,也比我们妥当。政府正在组织,凡百更新,若是不借重一些有经验的熟手,怕会发生困难的。”

  当下就有人驳他说:“现在是平等自由时代,那些老官场的旧经验,有什么可取?你说他们中间有好人,依我们看,所谓好人,也只是会逢迎上司、压制良民而已!”

  胡嵘所建议的新旧并用,以新为主,以旧为铺的计划,也因此而根本打消。

  消息一传出来,一班依靠做官为生,即依靠薪水俸给为生,而又没有蓄积,而又过惯了呼奴使婢日子,一时没脸放下身份去改行,比如说,改行为商做买卖,改行为工做手艺,改行为农搞耕耘;至于改行到学界去拥皋比、画白墨,改行行医,借口于济世活人,改行卖字鬻画,更可称高人雅致;这也只是极其少数的人有此种能耐,而绝大多数人当然就产生了难于言喻的恐慌。他们基于求生本能,自然而然就串连起来。他们也知道向军政府告哀、说好话没有用处,遂自然而然采取了狗急跳墙、寇急反斗的方式,来向军政府示威。头一天还只几十人在江南馆聚会了一下,作为发起,议定名称为十七省(因为以前只有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十八行省,后来建成行省的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都未算入的缘故)旅川同乡联谊会。第二天在贵州馆正式成立大会时,想不到竟达到了好几百人,名称改为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会。参加的人,甚至有山西票号管事,有陕西当铺大师,有江西酱园掌柜,有湖北贩卖匹头杂货行商;就是生长四川、尽管置有产业、但又以原籍报捐、指分在四川做官为宦,一方面又羼入四川绅士之列,如葛寰中、黄澜生这样的人,也闻风而至,争着在名册上写一个名字,争着交纳一块龙洋的入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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