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3)_鲁迅

门外文谈(3)

　　五　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⒄。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⒅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⒆，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⒇，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22]记的就两样。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　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

　　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23]，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

　　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25]。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26]，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27]，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28]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29]，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30]。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31]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注释】

　　⒄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⒅《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⒆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⒇“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21]《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

　　[22]《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3]“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988）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24]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25]杨雄（前53─18）：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26]樊宗师（？─约821）：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27]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28]《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

　　[29]钱坫（1744─1806）：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

　　[30]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31]“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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