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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上的鬼魅(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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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⑦。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⑧。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⑨。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⑩,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⑾,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Friche)⑿,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⑦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⑧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⑨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1868─1936)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1892─1977)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的《铁流》,美国辛克莱(1878─1968)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1862─1949)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1863─1927)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1849─1912,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⑩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⑾ 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⑿ 弗理契(В.М.Фриче,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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