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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四、老滑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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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惊人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滑头”。这是向西方人难以传达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拿老滑头的人生观与西方文明结构做一比较，则后者似乎就显得太稚嫩而未臻成熟。假设九月的清晨，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想把正在烤火炉的老祖父拖出去一同洗海水浴，而老人家却不愿意，那时少年可能会显得怒气冲天，而那老年人则仅仅好玩地笑一笑。这一笑便是老滑头的笑，不过很难说那一个才对。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的问题。 老滑头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他既现实，又漠不关心、不求上进。就其长处而言，老滑头给你圆融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许多小姑娘乐于下嫁老头儿的原因。假使人生值得什么，那就是它教了我们和气慈祥这一课。中国人早已体会出此中三昧，不过并非因为发觉它有什么宗教上的报偿，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对人生无常的理解。这个极为狡黠的哲学观念可以下面两位唐代诗僧的对话作为代表：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负一子而胜全局”，“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结构。人生于是充满了“三思”，充满了“三十六着”；人的棱角磨平了之后，就能达到中国文化特征的真正圆熟的境地。 就其弊病而言，老滑头——中国智慧的终极产物——妨碍了理想和行动。它粉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它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单纯维生所需之程度。孟子是一个大滑头，因为他宣称人类的主要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或养与生，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个大滑头，因为他宣布将以一己服膺的中国政治格言“有饭大家吃”来解决中国的党争。黎总统不知道自己是一位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说的话比他所知道的高明，因为他从经济的观点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史。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并不新奇，亦犹如佐拉（Emile 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佐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则是民族的自觉。现实主义者之在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深思熟虑著称，但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就本能地觉得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做为一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则我所知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愈大，愈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地飞到了家中。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C.L.N.Tolstoy）、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巴莱（Sir James Barrie）。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和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滑头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老子《道德经》那样短小——仅五千言——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皆有一些圆滑冷漠，和是非不分、不求上进的怀疑主义的意味，它讪笑所有人为干预的徒劳，也嘲笑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它也有一些不相信理想主义的意味，其原因，出于缺乏毅力者少，出于缺乏信心者多。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华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性，闲居则怡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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