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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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还存在着“第三党”[70]。这种民族改良主义，一方面表现为殖民地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在真正特殊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第三党”都想带领人民群众跟自己走，特别是想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是：不单是组织工人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广大群众，抓住任何不满情绪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所推行的政策；此外，共产党人还应该为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改良主义而斗争，当然更应当反对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这样做，任何群众工作都不会有成效，因为在“第三党”提出的口号下，我们将只能帮助小资产阶级政党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样，我们只能重蹈过去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就是说，希望无论如何要联合小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合胜于农民的“无政府主义”的支持。单单是逐渐把工人组织到工会里，吸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等等，这是不够的。这样说是对的，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说，“我们争取到群众以后再看是否面临起义的问题。现在就组织农民游击队——这是无政府主义，等等”，那我们就要反驳他：目前，农村到处都在进行农民的真正武装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农民剥掉地主的皮，要么相反，这与那里是否存在苏维埃，或是只有农民队伍、“红枪会”、半宗教性质的秘密组织，是毫无关系的。请看看四川、湖南、江西等省，那里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下一问题应有明确回答：你对为争取土地、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反对军阀的军队而进行斗争的农民持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只有当我们对这个问题持真正布尔什维克态度时，我们才能彻底消灭我们现存的盲动主义情绪。 近期内当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来临的时候，我党的总路线应是争取群众。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集聚力量。它应集聚力量，这不只是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会运动，而且还为了把群众从过去无组织、无计划的起义引导到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只有这样的起义，才能彻底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豪绅和地主的统治，也只有这样，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只有在不仅发生革命，而且革命获胜的时候，只有当革命在个别省的主要中心获胜，特别是，当全国性起义胜利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才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应该很好地了解，作为革命动力的阶级力量已进行了重新组合。这一重新组合发生得很快、很复杂、很彻底。但是，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内容仍然没变，因为目前中国根本没有统一。有国民党。如果以前全中国叫中华民国，那么现在就叫国民党。本来么，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中华民国，可是每个省都有各自的主宰者。现在全中国叫国民党中国，可是每个省都有独立的国民党。五个大军阀[71]是这些“国家”的头子。除了这五个大统治者外，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统治者。有摇摆于这些大军阀集团间的小封建主、小主宰者。根本没有国家统一！不会召开任何真正的国民会议，因为参加这个会的反正都是国民党指定的人。 不推翻同封建或半封建式的豪绅土地关系紧密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有任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甚至连汪精卫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客都说，可以没收大地主的部分土地，但不能反对所有的地绅，即不能反对中世纪压迫的这些代表者。绅士是一个英语词，在中国革命文献里它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固定地指中国的官员阶层。地绅是在一定地方握有实权的人。他可以不经任何审讯把你关进监牢，他可以用竹条打你，因为他穿长袍，因为他是高等（层）人，因为他是地主。他同衙门，即同官吏相勾结，一块吃吃喝喝。以前，每个地绅甚至还有那种特权，考中之后，他就能收受任何一个村子的礼品，所有的人都应该养活他。这就是中国式的绅士。可是现在连汪精卫都不想反对所有地绅。地绅有包税专权。如果连汪精卫都不想消灭这种状况，那民族资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把农村所有的乡绅关系马上都消灭了，那它就没有任何生存手段了。为什么？因为它的一切经济来源都在农村。如果贫农，或一般说农民举行起义，夺走土地，那民族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除了工业以外，它从哪里得到收入呢。而工业还遭受着外国资本的沉重压力，发展民族工业特别困难。 在各殖民地，在土耳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现在都是从专政而不是从民主来着手的。如果它掌权，那它就采用专政方法来控制各种民主选举等事。难道能在土耳其进行选举吗？难道在国民党制度下的中国能进行选举吗？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工业总是要发展，那它必定要设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工业，才有希望抗得住外国资本的竞争。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马上就尽力设法建立牢固的政权，以镇压劳动人民的一切阶级斗争。它不能容许这种阶级斗争和民主。 我认为，关于民族改良主义——它有时也意味着民族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最尖锐、最全面地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掌声） 注释 (1)这是瞿秋白（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1]《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曾用俄、德、英、法、中、西班牙等国文字出版。1919年5月1日创刊，1943年6月停刊。 [2]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1—1964），原籍芬兰。1918年起移住苏俄并加入苏俄国籍。历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作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报告。 [3]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即1848—1849年间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3月初，巴登公国人民首先发难，革命迅速波及德国西部和西南诸邦，普遍成立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政府（即所谓“三月内阁”）。3月18日，柏林人民起义成功，迫使国王同意召开制宪议会。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但各邦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与封建势力妥协，阻止革命深入发展。统治阶级乘机反扑，革命终告失败。 [4]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指反对沙皇统治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 [5]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6]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杨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刘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两人还都是广州革命政府委员。1925年6月，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策动下，他们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被国民革命军迅速平定。 [7]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学术界迄今未取得统一认识。 [8]直隶，今河北。 [9]黄埔学校，即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这里讲的类似黄埔学校的军校，指清末北洋军阀创办的保定军官学校。 [10]袁世凯，见本卷第21页注⑨。 [11]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1926年联合奉军进攻国民军。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12]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13]《真理报》，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1919年4月22日创刊。 [14]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8年9月参加第一国际，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破坏第一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被开除。著有《上帝与国家》、《国家组织和无政府状态》等。这里的巴枯宁主义者，指无政府主义者。 [15]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e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深刻揭露了俄国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却宣扬对恶不抵抗，想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来代替沙皇制度，他的这种思想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16]上海无产阶级第一次罢工，指1919年6月上海15万工人为支援北京学生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举行的大罢工。 [17]指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8]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领袖。他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农民、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是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 [19]五卅运动，指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上万群众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帝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20]顾正红（1905—1925），江苏滨海人。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共党员。1925年5月因领导工人向厂方交涉，遭日本资本家枪杀，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21]工学商联合委员会（原名工商学联合会），1925年6月7日成立的上海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领导五卅运动的公开机关。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 [22]这十七条要求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解决“五卅案”向帝国主义提出的正式交涉条件。主要内容是：惩凶；赔款；道歉；撤换工部局总务鲁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优待工人；分配高级巡捕，华人应占巡捕全额之半；制止越界筑路；收回公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等。 [23]北京外交官，指当时北京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 [24]香港罢工，即省港大罢工。这是为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由香港工人发动，广州沙面租界及英、美、日商洋行工人响应，参加人数达20万，并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罢工坚持到次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 [25]第一个国民政府，指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它的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孙中山的大元帅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根据中共的建议改组成国民政府。 [26]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年7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27]3月20日政变，指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28]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戴季陶、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这批人以后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29]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30]戴季陶的小册子名《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31]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给新老右派以打击，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当时在代表中左派占了很大优势，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却于12月在上海同已被逐出广东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进行谈判，请他们回粤出席大会。结果在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右派在执监委中都占了多数。 [32]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曾代大元帅职权。当时是国民党执行委员。 [33]熊克武（1881—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率部由湘西入粤，因有与陈炯明联络之嫌，被捕入狱，至1927年春始被释放。 [34]罢工委员会，指省港罢工委员会。 [35]张作霖，见本卷第15页注④。 [36]郭松龄（1884—1925），字茂长，奉天（今辽宁沈阳）人。奉系将领。1925年11月，暗中联络冯玉祥，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从滦州举兵讨伐张作霖，进攻到沈阳附近。因日本军队干预，12月13日兵败，被张作霖杀害。 [37]5月15日会议（1926年），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利用这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 [38]上海事变，指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政变。 [39]1927年1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汪精卫任主席，称武汉国民政府。 [40]这里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共江浙区委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41]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42]谭延闿（1880—1930），湖南醴陵人。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5年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 [43]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44]夏斗寅，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1927年5月17日在宜昌叛变，联合杨森等部，由宜昌东下切断长沙、武昌的铁路，进攻武昌。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于19日将其击退。 [45]许克祥政变，即马日事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兵于5月21日晚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等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这一事件又称马日事变，或马夜事变。 [46]李济深政变，指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 [47]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决定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48]谭平山，见本卷第20页注③。 [49]这里讲的是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分共”以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走到一起了，即所谓“宁汉合流”。 [50]这里指贺龙和叶挺指挥的八一南昌起义。 贺龙（1896—1969），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1926年10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 [51]武汉政变，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分共”的反革命政变。 [52]1927年8月，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迫宣布下野，9月赴日本。同年12月回国。 [53]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后期首领。1924年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1926年冬所部主力被北伐军打垮，后投靠奉系军阀。 [54]李宗仁（1890—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国民党桂系首脑。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西征军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55]这里指张发奎对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群众实行的血腥镇压。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粤军独立旅旅长。1925年7月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1月，第十二师扩编为新的第四军，他任军长。6月，再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同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 [56]1927年9月初，当时统治广州的汪精卫，担心桂系军阀黄绍竑的势力伸展到广东，派张发奎、黄琪翔统率的第四军回粤挡截黄的军队进驻江北，演成双方直接交火。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927年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随张发奎南下广东，从李济深手里夺取了广州的控制权，1928年初被李济深联合黄绍竑的桂系部队击败，出走香港。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新桂系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同时任广西省主席兼留桂军军长。1927年8月，曾督派桂系部队开赴粤北对南昌起义军实行堵截，随后又与李济深联合打败了张发奎和黄琪翔。 [57]指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 [58]教导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这个团在团长叶剑英率领下参加了1927年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起义。 [59]铜鼓，应译作东莞。 [60]张太雷（1899—1927），江苏常州人。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出席“八七”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广东省委书记，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 [61]即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苏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 [62]李福林（1874—1953），广东番禺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广州起义时，李命令其驻守西江、北江的部队返回广州，镇压起义工人。 [63]机器工人协会，原名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后改名为广东机器工会，是国民党利用的工具。1926年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协助反革命政权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年12月参加镇压广州起义。 [64]黄金荣，上海滩的流氓头子，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刽子手。 [65]新北伐，指1928年蒋介石“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 [66]红枪会、天门会，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结社。见本卷第15页注⑩。 [67]指当时已经到期的中日商务条约。 [68]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北京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12国驻华使节参加。北京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1929年1月1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实行加税。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69]1927年8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70]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71]当时作者所说的五个大军阀，指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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