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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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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1)（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我上次的报告[1]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谈起的，而现在我的结束语则要从亚细亚恐怖的问题谈起。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嚣张一时的白色恐怖应当使我们得到教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中国这样残酷的恐怖，这样残酷的专政。然而，我们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却很少注意中国革命的教训。因此，我的发言要分三部分讲：1．关于中国革命的教训；2．中国代表团委托我发表一项简短声明；3．我想谈一下关于殖民地问题中的几个共同点。 一位日本同志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指出，我们在支持殖民地起义、支持殖民地的反帝革命战争的时候，应该重视创建军队的工作，重视对士兵的工作，重视创建反帝军队的工作。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向中国提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的运动，那怎么能够创建军队呢？以前，北伐是完成革命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就支持它，而现在，蒋介石同张作霖[2]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火并，酿成了民不聊生的战争，有助于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我们应该确定对待这种战争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向农民队伍和游击队做工作，领导广大士兵同他们的官佐和将领作斗争。这样，我们就可能实实在在地创建哪怕是小股的红军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已在我们中国南方活动。“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口号。 另一位同志在这里指出，我们过分忽视中国党在组织方面的缺点。我认为，有些具体条件对我们影响较大。由于我已作了书面报告，而且我还有一本题为《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3]的小册子（这些材料尚未译为外文），所以我的口头报告就不多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作一点补充。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机会主义这个政治派别，后来又有过盲动主义。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党在组织上的缺点就在于：我们过去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一种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坏的态度。我们过去是一种国民党豪绅的态度。当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猖獗的时候，我们下命令不准罢工，我们下命令让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我们命令工人不许惊扰汪精卫[4]而去和他求得妥协。而在盲动主义时期，我们又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一味要罢工，摆出一副拼命蛮干搞革命的姿态，认为每天都可以发动罢工和起义，我们到处发指示，要求发动起义和宣布罢工。我们把这种对待群众的态度叫做“衙门式”的态度。这种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使党脱离了群众。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所增长，但在组织上脱离了群众。这就是主要缺点。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份，我们的农民占百分比最大，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有十万多党员（武汉时期我们有五万七千名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拒绝吸收农民入党。相反，我们应该注意，要尽可能扩大群众性的农民组织，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扩大工人组织并吸收工人入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份。现在，我们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一个村或一个县的地方起义取得胜利，就立即组织苏维埃，所有苏维埃的成员就立即集体入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里有这种说法：既然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意味着党的专政，意味着省委、县委和书记的专政。因此，我们盛行着一种口号，叫做“一切政权归书记”，一切政权归党。我们在多数情况下是苏维埃的形式与党等同，党和苏维埃混淆不分。我们的工会是这个情况，农会也是这个情况。如果非党农民革命分子能够真正吸收到农民组织和苏维埃中来，那就表明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具有更强的组织能力。这就是我所能指出的主要缺点。我认为这并不多余，这对其他党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相信，其他党党内也常有过分集权的现象。党内如果有这种现象存在，取代群众组织的倾向就会特别盛行。 但是，当然不能说我们一切都不好，不能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5]，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6]，不能说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佩佩尔[7]同志语）。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组织遭到重大损失，这完全是事实。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应当承认，武汉事变[8]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这不容否认。就是在武汉事变以前，我们党也是采取了同孙中山主义分庭抗礼、针锋相对的态度，在发动千百万群众（农会会员有一千万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说什么我们摆脱了孙中山主义之后，又马上转而陷入托洛茨基主义。这是诽谤。如果要吸取中国革命的教训，我向大家重提一下列宁的话。列宁说：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它可以引导农民群众去争取民主。革命淘汰掉小资产阶级分子，使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再企图向极端害怕群众斗争的自由派去寻找领袖和同盟者。凭借这些事件的教训，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这个黑帮地主政府说：斯托雷平[9]先生们，就照这个劲头干下去吧，我们将收获你们播种下的果实。 列宁这段话是针对俄国革命说的，也可用于中国革命。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要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如果我们谈论一下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如果佩佩尔也甚至声称，我们在武汉政变以后，又陷入不断革命论而犯了错误，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是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发动广州起义[10]的吗？其实，托洛茨基认为，广州起义是十足的冒险，是地道的盲动，虽然他又说明，这个盲动，这个冒险，照他的说法又是“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佩佩尔同志认为，我们在广州是按照不断革命论行动的，那么，他自己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了。佩佩尔责备我们不重视反帝运动。的确，中国党在前一时期组织工作不力，而且没能充分重视发展和领导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但是，如果像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 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11]，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不能把土地革命同反帝革命对立起来。佩佩尔同志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话。斯大林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土地变革。但是，佩佩尔同志没有再往下引述。然而，斯大林同志多次说过，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和争取土地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佩佩尔同志不愿意说这一点。这和他建议在共产国际提纲中写上中国或东方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也就是说，没有封建主义的论调，如出一辙。 佩佩尔倒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效法普列汉诺夫[12]。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俄国土地国有化时说过，俄国的土地关系颇类似古代中国，就是说土地早已国有化了，何必还要再搞土地国有化？他甚至援引我国王安石（宋朝宰相，力主变法）[13]的例子。因此，佩佩尔早就应该公开反对土地国有化，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现在，他把土地革命同反帝运动对立起来了。他接着又说，中国出现了不断革命。 这个术语的意思是什么？难道广州起义时，我们提议没收一些工厂企业，这就可以叫做不断革命吗？难道这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吗？如果佩佩尔是这种看法，那他的观点当然就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了。托洛茨基恰恰就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宣布国民党各派不受法律保护之后又搞了盲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宣布整个国民党和国民党各派不受法律保护，那么，这已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如果可以这样理解佩佩尔，那他自己就应该承认，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佩佩尔引用布哈林[14]同志的话，说布哈林赞扬了他。但是，他不想去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话。这段话说： 不能说：要么实行武装起义，要么做工会工作和反对盲动主义。 而要这样做，就要同一切否定起义口号的人以及稍稍倾向于否定起义口号的人作最坚决的斗争。 再往下听： 佩佩尔同志的认识错误在哪里？这些错误是：1．他没有弄清楚（按照他的说法）农民运动的规模（确切地说，是农民斗争在反帝革命中的作用）；2．他企图在政府的政权方面提出人为的口号作为最低纲领。 照佩佩尔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之类，而照布哈林的说法，就是“可以解释为取消苏维埃口号”。 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他说“中国革命现在趋向于低落”，说现在中国“革命”呈现“退潮”等等，但是，他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和托洛茨基相比，佩佩尔别具一格。佩佩尔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既然中国土地革命一无成就，那么就搞‘宪政’吧，就选举农民的民主自治吧。” 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委托我在这里作的声明。 我们应该把中国革命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在内的一般殖民地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说，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半封建土地关系的任务，迄今尚未完成。 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看到，当殖民地革命接近关键时刻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 在中国农村，地主和农民正在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实行有豪绅在内的自治呢？这怎么可能呢？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我们应当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教训。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各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如果醉心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立场，醉心于所谓反帝运动，而不是去革命、去斗争，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和农民建立起应有的关系。 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工业化、非殖民化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为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它的反对派立场或叛卖性。为了这个策略结论，我们有必要作一分析。如果我们从亚当和夏娃[15]的故事谈起，说英国当时有过这种工业化，那么现在中国和印度也要用这种工业化方法，那就是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了。那么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根本不存在了。帝国主义侵入殖民地有重大作用。帝国主义扩大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增强了商品周转。但是，应当知道，商业资本在殖民地的发展不可能走与欧洲相同的道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革命和战争本身是最高危机的表现。中国内战和世界大战在这方面都要起重要作用，起着上次世界大战所曾起过的作用。欧战期间，由于商业资本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印度和中国的工业有所增长。但是战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压榨中国和印度，农业危机愈演愈烈，这些国家的贫困现象有增无已。我国持续十多年的军阀战争也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即便我们在上海建立一两个新工厂，而与此同时内战频仍，几百万人死亡，商业萧条，铁路破坏，这样一种境况又有什么国家工业化可言呢？因此，中国久经战乱和革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民族化”。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经不起国家竞争，抛弃了工厂，蜕变为买办。我国同志们可以举出数不胜数的这种独特的非民族化的例子。另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去从事极其特殊的投机生意，一种政治上的高利贷。他们向一些省政府提供大笔贷款，因为搞工业得不到利润。再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转向农村，即在没有发生起义的地方购置土地，因而，既加强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依从关系，又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从关系，从而加强了封建的剥削方式。比如，上海一些工厂主，把自己的工厂卖给外国人。国货在中国很有信誉，但实际上那已经不是国货了。这些工厂虽然有中国工厂的招牌，但厂子已经不是中国的了，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了外国工厂的管理人员。如果日本人、美国人买了中国丝织企业，能说这就是工业化吗？不是。美国人买了许多中国小工厂，但是这些企业没有发展。近来上海市场上出现了美国人造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的背叛乃是历史的必然。革命和内战总要（即令是暂时地）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于是，力量单薄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同更强大而稳定的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携起手来。提纲[16]指出了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局限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首先必须证明，是什么经济原因（比如战后中国和印度有哪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某些革命性。 现在开始了另一时期，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化瓦解的时期，它不可避免地转向叛变的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民族革命。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占了统治地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它十分软弱，甚至在它干反革命勾当的时候，也要依靠豪绅以及一切地痞流氓的支持，而且主要的是它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指挥下才能有所举动。这一点特别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个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据今天报载，蒋介石政府对各个军阀一筹莫展。冯玉祥[17]拒不参加中央全会，也就是不同意妥协，那么蒋介石就只好向他妥协，向地主豪绅妥协。这种所谓资产阶级领导权，打个比方说，不过是怕老婆的丈夫而已。据此看来，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名无实。据我们的消息，中国资产阶级不久前召开了会议，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但是主要的一条要求是关于清还军阀的欠款问题。没有提任何民族方面要求，没有认真议论关税自主和统一问题，即令谈到这些问题，也是装潢门面。这就一针见血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资产阶级想以此强调指出，如果政府打算取得国外信贷，它就应该首先表明具有清还内债的能力，即能够清还国内的债务。资产阶级引证苏俄因不清偿债务而得不到信贷的先例。如果南京政府和其他政府打算取得美国的贷款，那它们就应该首先偿付各军阀欠中国银行界的巨额款项。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反对派立场的代价。 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印度的特点。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是照此办理的。当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想从帝国主义那里捞点油水，但是，当群众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它由于利益所系一定会转向帝国主义方面，以求得到它们的支持。即使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那也不会比社会民主党[18]对欧洲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更高些。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向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们要挟：如果你们不作出让步，不减少驻军，不让我们从海关收入中得到实惠，我们就无法对付布尔什维克，我们就无法镇压起义，起义的工农就会让我们同你们一齐完蛋。 难道这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吗？它只有反革命作用。印度资产阶级甚至在反对宪政的运动中，也是这样做的。 民族改良主义的根源，在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民族改良主义还有变成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趋势。民族法西斯主义表现在，以民族的名义镇压一切最起码的阶级斗争。我们不仅应当反对民族法西斯主义，而且还要注意它的另一方面。民族改良主义一贯标榜它主张改良，主张改善中国和各殖民地的国际地位等等。它想以此来蒙蔽小资产阶级群众，利用他们为其私利服务，使他们不至于去参加革命。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有可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去进行反帝斗争，有可能引导他们采取一般游行集会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可以像蒋介石、李济深[19]一样同我们一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之类口号。我们应该毫无条件地在这个运动中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然而，我们不能愚蠢到只局限于发动贫农群众和城市贫民去参加游行。我们应该由这种初级的行动起步，发动他们参加更重要的活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里。因此，如果认为我们的任务仅仅限于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那么，我们当然就能永远保持同小资产阶级的巩固联盟。但是，由于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实行联盟，特别是当农民起来参加土地改革和参加起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受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同由此产生的危险作斗争。共产党应该是独立自主的组织，有独立的路线，它不仅有批评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还有批评小资产阶级空想、小资产阶级政党空想的自由。这是十分具体的东西。东方国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极其强大，我们还应该注意同所谓“东方”思想，即甘地主义[20]、孔孟学说、中庸之道、勿抗恶之类思想作斗争。这些东西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作用不小，有时甚至对工人群众产生很大影响。反对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斗争应该是我们各殖民地的头等任务。反对民族改良主义是我们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实行领导的前提。我们应该通过反对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斗争不断前进。否则，我们还会像几年前中国大革命[21]之前那样徘徊不前。 我认为，我们应得出以下结论。1．当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抵制它的影响，并使其无法影响群众，而当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参预政权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政权。绝不能支持这个资产阶级！2．共产党人应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应有独自的路线，有抗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路线。“宪政”思想，同民族改良主义合作的思想，是不能允许的。3．代表大会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22]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我们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恐怖，而且也没有必要。应加强当前的工作，研究每个国家的问题，研究太平洋地区的问题，研究如何帮助各年青的党的问题，研究如何协调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行动问题和如何协调我们的工作，以便使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支持殖民地反帝起义的同时，也进行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进行反对民族法西斯资产阶级的斗争。 应当肯定地说，西方的革命工人是反对国民党的，中国工人和农民愿意听到这一点。但现在对此感受并不深。难道国民党的恐怖亚于法西斯的恐怖、亚于林奇审讯黑人、亚于对萨柯和樊塞蒂的迫害？必须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法西斯的本质。 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 当然，我们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民族解放事业，我们走向了另一极端，否定民族斗争，即否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是的。恰恰现在就应该宣布，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般劳动群众才是殖民地民族革命思想的代表者。因此，我们将支持旨在反对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运动和起义，支持旨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之流的运动和起义。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就在于：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 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那些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部分小资产阶级带着其全部偏见而爆发的革命，没有不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专制、民族等等的压迫，社会革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想法，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腐儒的可笑观点，才会把爱尔兰起义[23]斥之为“盲动”。希冀“纯”社会革命的人，是永远等不到这场革命的。那样的口头革命派是不理解现实的革命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抱有这样的理想，他曾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能够发生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若是果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如果这曾是马克思的理想，那么我要说，现在这个理想已变成现实了。现在我们在中国、叙利亚、摩洛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印度以及在一切东方国家看到的，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现在有这种战争，将来还会有这种战争。而当出现这个“再版”时，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叶公好龙。这就是马克思对待农民战争的态度。我认为，他的话提出了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对待一般殖民地起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表明它对广州起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请允许我引用下述的评语结束我的发言。 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让以坚定不移的和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有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有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参加的未来的起义，成为战无不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吧。 独立的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被压迫各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起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掌声）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 [1]即本卷第22页《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一文。 [2]张作霖，见本卷第15页注④。 [3]《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收入本文集第四卷。 [4]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5]孙中山主义，参见本卷第81页注33、35。 [6]托洛茨基主义，参见本卷第60页注18。 [7]佩佩尔（J.Popper，1886—1937），真名波加尼（Jozsef Pogany），匈牙利人，后移住苏联。1922年赴美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曾代表美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历任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政治委员会委员。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在共产国际“六大”受到批评。 [8]武汉事变，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发动的“分共”事件。 [9]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沙皇政府的首相兼内务大臣。在任内奉行“先安内后改革”的方针，利用宪兵、警察、特务和讨伐队，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史称“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10]广州起义，见本卷第21页注⑩。 [11]指1924年6月开始举行的省港大罢工，见本卷第63页注24。 [12]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脑。著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又名《没有地址的信》）等。 [1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神宗时任宰相，积极变法，推行新政。 [14]布哈林，见本卷第10页注①。 [15]亚当和夏娃，《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 [16]指库西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提纲，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第四十六次会议上通过。 [17]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18]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15页注11。 [19]李济深，见本卷第11页注⑩。 [20]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提倡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被称为甘地主义。 [21]中国大革命，即1925年到1927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22]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即国际赤色济难会，1923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主要任务是救济各国受迫害的革命活动家。 [23]爱尔兰1641、1798和1916年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1641年10月23日爆发的爱尔兰民族起义，长达7年之久，许多天主教大贵族也参加了，并成立了统治爱尔兰的最高会议。1649年克伦威尔亲自率军镇压。 (1)这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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