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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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1)（一九二九年二——六月） 关于重新审查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农民问题决议的问题（即重新审查“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这个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许多文件上发现了“联合富农”的口号，所以引起来的。中国政治情形与经济状况的争论（中国的“稳定”或“复兴时期”问题），就已经连带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大家都已经说“联合富农”的口号是不对的。在讨论国际致中共中央政治问题的信[1]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农民问题）要“另外写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只说过这句话。米夫[2]同志曾经与我谈过，在农民问题的信里，或者直接指出大会的定义是不对的；或者指出中央对于大会的定义，解释得不对。他并且说“最好是不损害大会的威信”。因此，我也就照着这个意思写的这篇文章。 昨日中国问题委员会[3]上的争论，表示需要详细研究农民问题。至于要不要直接指出大会定义的不正确，不过是形式上的问题。 这个形式上的问题，使我在这篇文章的原稿里，只限于对于大会决议的解释。倘若我们决定要“直接指出”是大会的错误，那么我的文章就要有下面的补充（接在第八节[4]后面）： 虽然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有一般的正确的思想，但是因为“不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定义已经引起对于列宁的“同着全体农民”的口号的误解（在许多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文件和材料里有“联合富农”的口号），所以为着纠正第六次大会的农民问题决议，使它更正确起见，必须把“不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定义取消，而政治决议案中关于农民运动战术的路线的一条[5]改成下面的说法： 在农民运动中党的基本的战术的路线，同着全体农民实行反对一切地主、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础是乡村工人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同时，必需努力于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必需赞助并且领导他们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地主军阀，并且是反对乡村资产阶级的富农。乡村工人对于乡村资产阶级和中农、雇主的斗争，比起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来，虽然并不是主要的斗争，可是在现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上，已经是有了的事实。领导这个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总的斗争里，在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国民党政权（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斗争里，必需要保证自己的领导权，这是没有农村工人和贫农的基础就做不到的。 与富农争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是特别的一种责任，是很重要的责任，不仅因为别的原因，并且是因为在中国的实际上，往往有同一个富农，在同一时候，对于贫农用封建的剥削，对于雇农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所以他在乡村中不仅是剥削者的分子，并且是极其浮动的分子，他在反军阀和地主的一般民权斗争中是靠不住的分子，土地革命加深的时候，尤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候，他不可避免的跑入反革命的营垒里去的。 一 一、中国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分割成为许多势力范围，一般说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目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各自都占领中国的某一区域，——中国的各区域，有着半独立地方市场，地方性的商业资本、财政机关和武装势力，帝国主义就使这些区域的经济中心归入自己的经济机体里去，——这就造成“军阀制度”和“军阀割据”的很好的基础。同时每一帝国主义的强国都在争取对于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南京）的影响，——这种中央政府的存在，是替帝国主义在“法律上”确定他所取得的在华势力的机关。这种情形之下，封建余孽和落后的土地关系完全的保存着，而且是中国军阀制度的根底。 “中国乡村之中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和封建的统治、地主的统治混合起来，而且商业资本传授地主方面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史太林）这个商业资本就是积累起来，主要的也并不在工业里找着自己的出路，或者在多少有些意义的农业之“资本主义化”里找着出路，却是一方面投资到半封建的土地私产里去，别方面投资到外国企业里去——这些外国企业（洋商企业）给的利息常常比较得多，并且能够给更大的政治上的保护。 二、所有这些情形就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继续存在，而且更加加深，一般的说来，也是使延绵的军阀混战继续，因此，而有种种的结果：农民的贫穷化，城市贫民的生活恶化，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增长等等。最近美国极力的钻进中国经济财政的空隙——英日帝国主义所留下来的空隙，这还并没有改变中国主要的情形，却只是更加加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最初一期，特别加紧中国反动营垒之间的矛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主要的矛盾：工农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增加起来。 二 三、这种总的状况之下，再加上延长的严重的农业危机，更是只使农民的主要群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中国的反动派没有力量阻止这种过程，没有力量削弱农业的危机。中国豪绅地主的封建力量仍旧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决不会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联结着，和整个的封建式的剥削系统联结着，他在土地问题上和封建地主没有多大的分别。南京政府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已经证明他不能够并且也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极妥协的小部分的解决，也不愿意。 四、固然，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企图实行所谓“土地改良”，装腔做势的起草新土地税法（胡汉民[6]的地税委员会），说二五减租[7]等等。但是，一则土地税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说国家按照所估地价收买土地，表面上说是为着“平均地权”，实质上呢，草案的目的不过是整理地税，增加些税源罢了。没有真正的中央政权，连这种整理地税的办法，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二五减租现在对于国民党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宣传。两湖[8]、广东已经屡次用正式法令取消二五减租。就是浙东几县所实行的二五减租，现在也已经省政府公令取消了（四月二十二日《新闻报》）[9]。 现在中国的政权和北京政府时代的政权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但在于：国民党的政权已经不是纯粹官僚买办的政权，而主要的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这种不同并且还在于国民党的政权是经过群众土地革命的袭击而勉强保持着的政权。所以这种政权的所谓“土地改良”的宣传，并不足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真正愿意，或者能够，实行甚么改良，去造成“整个的一个富农的阶层，使他们做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的基础。”事实上，国民党在各省尽在增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加重盐税等等，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车）。就是北方各省，国民党设立村庄制度，恢复保甲，去掉旧时把持地方的豪绅而改用所谓“新的豪绅”——这也决不是甚么依据富农的政策，而是用新的方法新的“姿势”继续旧的剥削。如果这些可以称为“土地改良”，那么，这种“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农民群众的束缚、死亡、饥饿——加重农业的危机。中国的反动派——豪绅资产阶级的联盟，只有最□□□的所谓改良主义的应付手段，却想用铁血，用战争，经过饥荒，百万人民的死亡、破产，来解决这个矛盾——土地问题。 五、所有这些情形，都有下列的事实证明：农民的游击斗争，陆续的仍在发生，最近蒋桂战争[10]时候朱毛的农民部队发展到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的各区域去，许多原始的农民组织（大刀、小刀、红枪会[11]等）骚动的普遍，其中的指导往往是富农，甚至于是小的豪绅。再则，因为饥荒特别重大的原故，甘肃回民在一年之中有两次巨大的暴动，其中有许多回族的农民参加。回民暴动的指导显然还在所谓“回绅”的手里。 三 六、军阀制度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占着统治的地位；资产阶级，甚至于极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能力；“封建豪绅的统治和商业资本混合起来，仍旧保存着封建式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陆续不断的军阀混战，重复产生那种封建关系，并且加深农业危机；帝国主义方面一般的是维持并且巩固这种封建式的军阀统治，——所有这些都规定了统治着中国乡村的现存“秩序”，这种秩序便是：农民的绝对没有的政治权利，苛刻的租田制度，任意的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按亩加捐，田赋的正项，附加银贴等许多名目），高利贷的盘剥非常利害，农产原料的市场被“地主绅商”独占着，军事式的徭役。 七、“这种‘秩序’还统治着的那种场合和关系之中，这种秩序既然是统治着——那么，农民的全体都是这种‘秩序’的仇敌。对于农奴制度，对于农奴主和地主，对于为地主等服务的国家，——农民仍旧继续着是一个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而是农奴制度社会的阶级，就是‘等级性质’的阶级。”“我们乡村之中农奴制度的社会，受‘现代式的’（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的排挤有多少而分裂成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大的，中等的，小的，，农民亦就有多少不成其为一个阶级，最小的）。农奴制度的关系还有多少保存着，‘农民’也就还有多少是一个阶级……”（《列宁文集》第2版第5卷第92、93页）。 中国亦是这样。既然有军阀统治和豪绅地主的统治存在，那末，全体的农民都是这种统治的仇敌。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有多少发展，农民也就有多少分化成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的政纲，目的是在于推翻军阀制度和豪绅地主统治的半封建式的秩序，以便利于乡村中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因为现在的革命阶段上，中国极复杂的土地关系自然是把那一般的民权主义任务提到第一等的地位。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领导那必然要到来的“总的民权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袭击”——我们是不能抛弃这种领导的责任的。 八、在中国的土地关系以及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真正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不能得到多大发展的可能。即使农民之中有极少数的分子能够积累资本起来，他自己也就大半转移这种资本到高利贷的盘剥和出租田地的剥削方面，而极少用来扩大自己的经济，使他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因此，这种成分，显然已经是小地主的性质，已经是站在农民之外的分子。这种分子并不能称为富农，而是豪绅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 至于极大多数的自耕农——中农、贫农以及佃农，却是受着极严重极苛刻的剥削和压迫，是大规模的游民化的材料。固然一般农民之中有比较富裕的分子，利用雇佣劳动而勉强在维持一家生活之外有些余剩的，可是这些分子和一般农民群众都在军阀豪绅地主的压榨之下，其中极大多数是在破产的过程之中。中农、贫农的群众——在饥荒战祸的现象之下，尤其是处于日益穷困的地位。佃农之中的情形同样有中农、贫农及极小部分富足些的佃农等的分别。这些佃农除去军阀、商业资本高利贷的剥削，还加上地主的直接的剥削。 可是，就在这样贫穷破产状态之下的一般农民之中，因市场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始终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的现象——即使这种分化还是很模糊的。富裕的农民固然已经利用雇佣劳动，就是中农也常常有雇佣少数雇农的，尤其是短工。中国乡村之中有极多的半无产阶级式的雇工——自己耕田的经济不能维持生活，而必须兼做雇工的。除农场工作之外，还有一般搬运等类的苦力工作。雇工的劳动条件是恶劣到万分，工资是极低的。南方各省这种苦力雇工之中有很多的农妇和儿童，他们往往跟着父亲和丈夫去做工，并不能特别领取工资——简直是封建式的徭役一样，事实上是豪绅地主或官厅的农奴。最近饥荒之中，更有以工代赈的名目，驱使饥民做工，而不付工资，只发极少的米粮（陕西：一月发三合米）。长工的劳动条件比较的固定些，每年有一定工资，可是也是很少的。 九、中国乡村之中，一方面主要的矛盾是农民与地主豪绅的对抗，别方面“农民”自身之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薄弱，——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上的第一等任务是：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帝国主义所赞助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就是直接反对豪绅地主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同着全体农民实行这种斗争，以达到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目的。这种斗争一定是反对一切地主豪绅，没有任何的例外，就是反对一切出租田地或者用高利贷包税、包捐及垄断农产品等方法剥削农民的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说：“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这很明显的：（一）同着全体农民斗争的口号里，包含反对“富农半地主”的口号。（二）反对“纯粹富农”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一般资产阶级（以至于乡村资产阶级）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反对所谓“富农半地主”的斗争是无论如何不应当削弱的，自然更不应当抛弃——尤其是在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分配土地的问题里不能因为这些所谓“富农半地主”是“很小的地主”而动摇对于贫农分地的赞助。至于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这种斗争客观上没有加紧的必要和事实，尤其是对于中农，因为雇农苦力的主要雇主不是富农和中农，而是地主绅商及军阀制度之下的官厅。如果认为这种斗争（反对富农中农雇主）是现在的中心口号，那就的确是要混乱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也就等于否认中国的封建余孽有统治地位。然而把“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的规定，解释成为“联合富农”，因而发生“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的观念，那就是极错误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在一切场合一切环境之中都不动摇的努力去独立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且对他们解释：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互相对立着的。 四 十、现在中国继续发展着的农民运动，大半还是自发的政治上不自觉的运动，可是必然是反对现在秩序的，也是反对一般封建余孽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要赞助一切革命的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群众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去赞助一般农民自发的斗争，并且肃清这种农民运动里的反动性质的混合物，而显明他的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内容，从富农甚至于小豪绅手里，征取这种运动的领导权，发展农民的革命觉悟，而引导他们的民权要求到底。 十一、根据农民问题里策略上的总路线和上述这些原则，我党在农民运动里的具体任务应当是： （一）在广泛的工农民众之中宣传：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最努力的来赞助农民的一切革命运动，赞助农民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切行动，直到农民苏维埃的创立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官有的寺院的等等土地。 （二）揭破国民党及各派军阀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实行极广大的有系统的宣传，反对军阀的混战；提出宣传的口号：“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阶级战争，工农兵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战争”，反对第三党[12]及左派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式的和平主义的幻想。农民之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要扩大并且有系统的进行，要使他和土地革命的问题联结起来。赞助农民运动的一切部分要求，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税、减租，取消高利债务，要求发给饥民米粮，要求增加这种米粮，要求发给衣服等等等等。组织各种各式的农民团体如俱乐部，体育性质、文化性质的集会或团体，来做我们农民工作的公开的掩护工具，——只要这种可能有多少，就得做多少，并且使他们成为农民委员会的小组。 （三）对于农民提出组织农民委员会的必要，或者改组国民党官办的农民协会为农民自己的农民委员会的必要（只要真正有这种国民党的农民协会，多少有些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应当是下层群众斗争的直接机关，执行反对国民党政客军阀和地主的斗争，而成为集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真正群众的游击战争胜利的时候，农民委员会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四）特别注意农民秘密结社之中的工作（大刀、小刀、红枪等），在这种武装农民之中发展党的影响，征取他们的群众和他们的反动思想实行斗争，和他们这种组织里的富农豪绅的领袖斗争，而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五）真正开始群众发动的地方，为着动摇豪绅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军阀政权起见，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起来实行各种政治示威，同盟抗税抗租，反对拉夫拉车，反抗政府官厅的命令，一直到组织游击战争；但是没有群众直接的革命斗争的时候，或者显然不利的环境，就不可以组织游击战争。 （六）在军阀混战的场合里，要发展苏维埃区域，特别加紧兵士运动，使他和一般农民运动联系起来。组织并尽可能扩大农军（小的工农革命红军），运用游击的战术，避开过于大的敌军而袭击小的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 （七）力求独立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工会），吸引雇佣的农妇儿童加入，力求这种工会组织与城市无产阶级结合起来；要使雇农工会的代表参加到农民委员会里去，保证农民委员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农村工人及乡村手工工人的斗争，要求改良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等等。 （八）开始在内蒙古的农民牧民中，尤其是回族的农民之中工作；除出适合于蒙回各区特殊情形的土地要求之外，特别注意我党民族问题政纲的广大宣传。 （九）实行这些任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这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里，应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争得无产阶级对于农民主要群众的领导权。为着亲密的使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联结起见，某一城市工人组织和某一农民组织发生固定的“兄弟团结”的关系（定期互派代表征集材料，报告工作，宣传等等）——这是一个可以运用的具体办法之一。农民之间工作的主要方针是要农民运动的政治觉悟和有组织性尽可能的提高。 注释 [1]指1929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末尾的附言（二）说：“鉴于农民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在此信中并未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打算专门就这个问题给你们发一封信。”——这另一封信就是同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2]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苏联人。1925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冬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到上海。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把王明等拉进中央委员会并取得领导权。曾写过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书。 [3]中国问题委员会，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设立的专门机构。 [4]从内容看，下面的补充应接在第九节后面。 [5]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第十六节，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的第二条。参见本书第5卷所收该决议案。 [6]胡汉民，见本卷第62页注32。 [7]二五减租，见本卷第81页注34。 [8]两湖，即湖南、湖北。 [9]《新闻报》，美国人福开森在上海办的中文日报。建国后停刊。 [10]蒋桂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11]大刀、小刀、红枪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⑩。 [12]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原稿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从前面作者的说明看，其写作时间当在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关于政治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来信之间，即在1929年2月至6月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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