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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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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政局： 和森兄来[1]，因此略知近况。此地所接材料虽多，然仍无兄方自己编就的系统报告，始终感觉这是一个缺点。我还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和东扯西拉的忙，既不能养病，又不能如我所愿的写些译些东西，真是无可奈何。现在只就目前三个问题写些消息报告你们： 第一，此间不日开国际执委全体会议，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战后第三时期[2]的政治总问题，二则一年来加剧的阶级斗争——各国罢工中的新策略（下层统一战线）的详细规定。大概国际反右倾与调和派的斗争，这次须有一终结。[中国问题这次不特别讨论。]等会完之后，当写些文章寄回。 第二，中国农民问题已经在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一信[3]，想早已寄到。原来米夫[4]要在东方部提议以东方部名义写信，并且草案中说列宁之“联合全体农民”（民权革命阶段）之口号不适用于中国。我反对这个办法和意思，所以改成现在的样子。这信的主要点：（一）既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名义写，则当然要直接指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加紧反对富农”之不精确不彻底的定义；（二）说明联合富农口号之机会主义的错误；（三）说明富农的名词是包含小地主式（半地主）与自己经营农业雇用工人之两种富农；（四）对富农之态度应当是：（1）反对“富农半地主”和反对小地主一样，（2）与参加反军阀反地主之富农争领导权，（3）领导雇农反对地主以及一切富农之阶级斗争，而且独立组织之；（五）可是这决不改变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之性质（民权性质），决不能认为中国已经是应用列宁对俄国二月革命[5]后的农民政策（即：“联合最穷的贫农，使中农中立，去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决不是如此的。如果如此，更是杜洛茨基主义[6]——“中国革命当从无产社会革命开始”了！中国现在是“团结贫农而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全体农民的领导，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六）中国的主要矛盾，仍旧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国有一切土地，正是取消封建制度的土地私有的政纲。所以决不能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解释成“决不没收富农土地”；（七）现在中国就应特别注重团结贫农，却也是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将要加快的一个原因。这信很重要，请中央特别注意。关于富农的名词，中国用惯的意义，和这信里所用的不大相同，也要注意。名词的争执是无所谓的。（泽东有一信，说湖南某县暴动后富农完全领导下级苏维埃机关，并且分地时还要多占肥地，——我想他所指的，当然不是半地主的富农，出租田地的富农）。 第三，中大[7]的问题 中大的情形，仍旧和去年这时候一样。改善很少。我们以代表团名义提出一意见书，兹将底稿一份寄上。请你们必须发表意见，正式写信到东方部和联共中央。我们当遵照和中大继续交涉。我的意见是：1）此校旧习太深，爱斗纠纷，2）此校要求多派工人来，然无工人适用之教材与教授方法。必须给他一个时间，好好改组，然后送来的工人方能受着益处。 第四，我的时间是天文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兼顾中大方面的事务，中大方面对邓、余[8]又常表不满的态度。请决定特派一人参加管理学校事。否则将我从国际撤退，不管其他一切事，专管中大事。可是我绝对无组织上的才力，我至多只能在中大做笔译的翻译头，我也愿意的。撤退我的代表资格，我来干翻译。请快快给回音。 秋白．二九．六月十五． 注释 [1]蔡和森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于1929年1月来莫斯科。 [2]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3]此指1929年6月7日由瞿秋白起草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4]米夫，见本卷第351页注②。 [5]俄国二月革命，见本卷第251页注37。 [6]即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0页注18。 [7]中大，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1925年成立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停办。 [8]邓、余，即邓中夏和余飞。 邓中夏（1894—1933），原名康，号仲澥，湖南宜章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5年6月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 余飞，回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 (1)本文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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