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国际的反机会主义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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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反机会主义斗争(1)（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欧战[1]之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也就开始暴露最剧烈的形式。东欧各国（德国、匈、奥）的革命、英国的大罢工潮、土耳其革命、中国、高丽[2]、印度的革命运动——结果六分之一的地球落到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手里。从此以后，世界上形成两大营垒，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苏联；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列强。可是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一时期[3]（1917年到1923年）里，无产阶级方面只在俄国是胜利了，其余的地方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叛变而失败。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第二时期[4]，因此就是资本主义靠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而得着暂时的，部分的，相对的稳定之时期。第二时期里，法国的货币稳定，德国用道威斯计划[5]恢复工业……。直接革命的形势在德国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6]失败之后，就显然是没有了，世界资本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攻加紧。一九二一年末，意大利阶级斗争的剧烈的过程所开始的法西斯蒂独裁，在一九二三年以后逐渐传播到巴尔干半岛、波兰和葡萄牙等。可是，不但在这第二时期里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有极大的进展，一直恢复到战前的程度。而且，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也正在这个时期兴起，爪哇一九二六年的暴动[7]及其他弱小国家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开始，摩洛加[8]、叙亚利[9]等殖民地民族的暴动，都是资本主义稳定不能巩固的表演。现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已开始改造时期，定出五年建设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起来，列强帝国主义亦因为经济恢复战前程度，而市场却已经缩小，相互之间加强争取市场重分世界的斗争，对于苏联更是准备联合进攻，对于工人阶级更加加紧剥削——合理化及法西斯蒂化。虽然中国大革命失败，表面上是世界革命营垒受着打击，可是直接接着就是新的罢工潮流（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开始波兰洛市的纺织工人罢工，德国鲁尔地方反对闭厂大运动，法国五金工人、纺织工人的罢工，美国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的罢工潮流，尤其是南方纺织大罢工，澳洲运输工人的罢工等斗争），世界工人阶级转守为攻，一九二八年十月直到现在（七月），印度的罢工斗争的日益扩大，最近孟买纺织罢工（四月开始直到现在），显然是印度的“五卅运动”。共产国际因此在第六次大会上便指出：现在已经是新时期的开始，第三时期[10]的开始。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开始改造的建设计划，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和国外的矛盾加速剧烈，必不可免的要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和巨大的阶级冲突，走向列强国内革命的新高潮和殖民地之巨大反帝国主义革命之时期。 战后第三时期正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收集革命力量，锻炼革命队伍而准备到新的革命高潮，领导世界巨大的阶级的战斗的时期。小资产阶级临阵怯懦的动摇的情绪，正在这个时候反映到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如果托洛茨基主义[11]是资本主义走向稳定的时期，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害怕困难和艰苦的斗争，因而借空口革命的词句掩蔽他自己的动摇退却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那末现在无产阶级走向新的阶级战斗的期间，又有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迷恋着社会民主党的遗传，藉口“夺取群众”而拒绝领导群众的斗争，公开的主张投降的政策——这种倾向就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内最近暴露的右派机会主义的倾向。世界局势里当前的问题是：（一）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问题；（二）资本主义稳定和列强国内阶级战斗的性质问题；（三）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前途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新形势之中殖民地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右派对于这些问题都有机会主义的立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对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即日要有详细的决定，一般对于世界经济及阶级战斗的分析，将来一定有许多解释的论文，我们现在且先叙一叙这个问题的大概，并且特别注重殖民地革命运动前途的论述。 一 战争危机的问题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宣传所谓“超帝国义”，认为财政资本独占性质的企业，现在既然有国际间的联合和混合——例如美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投资到日本的南满铁路[12]，德、法的资本家联合组织钢铁公司、化学制造公司等——那末，各国资本家不但不会相互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可以逐渐减少，一直到发生世界的托辣斯[13]。因此他们断定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欧战已经是最后的一次战争。共产国际的右派（例如法国有一个同志）居然也说：因为托辣斯、加台利[14]以及国际的资本家协定的存在，所以资本家的国际利益互相混和，这就可以妨碍战争。这种轻视战争的危险的倾向，实际上是和资本主义世界改造论密切相联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一天天的进到所谓有组织的经济。先是一国之内资本家联合统一起来，如逐渐取消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就进一步说到国际之间也是如此。如此说来，自然就看不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危险，看不见列强资产阶级因市场的缩小及生产的扩大正在相互冲突，互相吞噬，积极的准备着战争。资本主义稳定使经济达到了战前的程度，以及技术上的进步、合理化的实行……一直到各国资本混合组织国际的托辣斯等，都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世界改造”的开始，而是加紧竞争冲突引起巨大的战争和阶级冲突的要素。右派的机会主义者不看见这些事实和发展的趋势，却无意之中走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之上，否认战争的危险。 社会民主党常常说，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是将西欧的文明移植到野蛮的东方去——中国的胡适[15]博士最爱唱这种“高调”，这正是他的奴才性的发露。资本主义世界改造论，对于殖民地的发展当然也可以推出这种结论来。因为欧战时期，中国、印度的工业得到相当发展的机会，因为后来英国资产阶级表面上有对于印度资产阶级的“让步”，国际帝国主义有表面上应许中国关税自主修改的条约的政策，因为这些情形，所以早就有所谓殖民地“非殖民地化”和“工业化”的论调，现在再加上“世界资本主义改造论”，更可以说：世界资本主义进到了新的时期，财政资本主义要投资到殖民地的工业里去，要用新的方法统治殖民地。这种新的疑问居然也使共产党里有些分子动摇起来，他们说：“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实行退却政策”（法国有些同志说：法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话是说帝国主义的发展使殖民地“非殖民地化”；英国共产党的有些分子对于印度的观察也是如此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改造论是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有新的繁荣时期的前途，他的最终的结论应当是殖民地和平解放，得着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进化。 因此，对于世界时局的估量简直可以说：右派机会主义的估量和国际联盟[16]的谎骗宣传是一样的，国际联盟、美国的凯洛公约[17]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都说：帝国主义列强热心裁兵，并不要争夺殖民地、并不要重新瓜分世界，而是要废除战争，逐渐和平的解放殖民地。共产党右派对于国际时局的估量，竟也要说开始新的“和平民权时期”，可以用来证明这种估量的事实就是：德国有社会民主党内阁，英国工党政府成立，最近日本民政党代政友会起来执政[18]，他们的对外政策都要趋向和平，他们对殖民地的政策都要迎合美国的“自由政策”，“开放门户”[19]的潮流。其实，国际政治最近半年来的变动，正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准备战争和剥削工人阶级及殖民地的政策极端剧烈的进行，需要工党等类的东西用来掩饰这种实际的政策，以便更加顺利的前进。右派机会主义的表现，正在于同小资产阶级一样受资产阶级的蒙蔽，而客观上是帮助他们使工人阶级的意识迟钝起来，不去注意这种战争的危险。 机会主义的右派同时又轻视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两方面原则上的对立和敌对的意义，因此客观上也就是轻视列强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右派认为苏联的富农可以和平的生长到社会主义里去，苏联的经济政策应当在乡村之中帮助富农发财，专门奖励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将农村中的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以增多麦粮输出，注重棉花、铁铜等原料的生产，用输入机器的方法，作为工业化的经常办法，这就是专注意轻工业的发展（意大利党中央委员谢腊[20]），这样不但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冲突应当减少，而且可以希望苏联的国际环境逐渐改良，因为输出麦粮和输入机器双方都需要相当的经济合作，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当然看得很和缓的了，而且右派既然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是和平的工具，那么英国工党执政以及可能的英俄复交[21]，自然更是减少反对苏联战争危险的证据了。 照如此的推论，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地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自然都是推迟的了。既然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正在改造国际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并不更加紧张起来，却是列强资产阶级的国际利益正有互相混和的趋势；既然认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亦不是剥削和束缚的更加加重，却有非殖民地化”的趋势；帝国主义世界和苏联的关系，也并不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急剧前进，和那超过战前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更加互相剧烈的冲突，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要更加动摇那腐化的资本主义稳定，却是在相互之间需要相当的更大的经济合作——那末“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之间，战争自然是不可能的了”（法国某共产党员）。这种否认战争危险的右派，自然是极少的少数。右派的真相还不只此呢。 二 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 共产国际内的右派的大多数对战争的危险不敢公开的否认；他们大半承认“第三时期”的特性“是一国范围之内资产阶级相对的巩固起来，不过资产阶级在国内的这种巩固，造成国际范围里互争领导权的更剧烈的斗争。”这种说法，似乎是退一步的承认战争危险；但是，实际上这是否认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腐化，承认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有组织性”增加，国内矛盾缓和起来，阶级冲突协调起来，如此说来就丧失革命斗争的前途，而变成等待战争的主张，仿佛战争不来则革命也永不会起来似的，甚至于像法国某同志说：“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要自动的增高工人阶级的工资”，或者说“资本主义稳定正在增长”等等。因此，右派对于最近工人的经济斗争的估量，就决然是不足的，他们说：最近的罢工的斗争（德、法等国）只是工人阶级的纯粹的防御战斗。 机会主义的右派，根本上是不能抛弃社会民主主义的余毒，他们在战争问题、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都和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日益接近。这种右派，既然资本主义的稳定巩固，他们对于争取群众的观点自然更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相近，他们只知道公开的党，只知道在国会选举和合法的工会运动里去争取群众。因此，他们也和社会民主党一样，用一种贵族式的态度去对付“无组织的工人”（不在工会组织之内的工人）。殊不知道：——资本主义合理化和托辣斯化之下，劳工贵族和资本家阶级的企业机关，互相混合的生长起来，托辣斯化的资本和国家机关互相混合生长起来，黄色工会[22]的机关和资本家的企业以及国家机关亦互相混合起来，这种情形之下社会民主党就日益法西斯蒂化——形成社会法西斯蒂主义[23]，工会官僚之下的黄色工会利用社会问题上的武断宣传，要想蒙蔽群众防止赤化，以帮助资本家加重剥削并准备战争，这自然引起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些还没有组织到黄色工会里去的工人群众在这些斗争之中，往往更加无所羁绊的勇往直前，他们的作用更是表现工人群众左倾进程的剧烈，而右派在这种情形之下却还说：“无组织的工人是落后的，相信无组织工人的斗争足以表现群众的左倾，这便是浪漫主义最低限度的阶级意识，正是加入黄色工会”这种论调的结果，甚至于说现在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增高起来，说资产阶级现在不要用法西斯蒂的手段或“独裁制”的手段，却要用民权主义的手段来统治工人阶级（德国右派爱维尔德[24]……）——因此，否认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法西斯蒂主义，轻视他的反革命作用，反而将社会民主党当作民权主义的工具，这种右派就走上国会拜物主义[25]，工会问题上的合法主义[26]——主张罢工非得黄色工会应允不得发动，主张为避免开除起见不可在黄色工会内单独行动，单独的去领导斗争或示威运动…… 机会主义派对于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估量和主张既是如此，他们对于欧洲各国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独立工党……），自然更加妥协。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右派和当时的调和派（现在已成右派）简直完全不提起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问题，阶级斗争日益剧烈，法西斯蒂化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日益丧失他们在群众里的信仰，群众左倾日益厉害，正要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这种时候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却起来“批评”政府，“批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或地方机关，实际上这种左派的政策，仍旧是帮助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这种情形之下，左派社会民主党对于革命尤其危险。他们保持工人群众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幻想，他们阻止工人群众去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斗争，共产党的任务正是严格的暴露这些“左派”的真面目，以准备群众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正路上去，而右派却根本轻视“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性，误解工人统一战线，认为必须和左派社会民主党（独立工党……）的领袖联合方可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法国有几个同志甚至于说：“左派社会党可以逐渐改造成革命的党，一直进到共产主义。” 综合机会主义的见解，右派的整个政治前途，不是欧、美、日本各国日益法西斯蒂化的趋势，却是新的和平民权主义时期的到来，英国、美国、德国等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直接的和平发展的前途——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政府、工党的英国政府之成立仿佛就是这种趋势的证据：证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并不要用法西斯蒂的手段，而用“经常的”民权主义的统治。至于波兰、巴尔干半岛、西班牙等国，那末右派也不看见那地方的法西斯蒂化的危险，否认“波兰的社会党”（P．P．S．）变相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革命性，反而去等待这类的政党坚决的反法西斯蒂，至于意大利的右派甚至于说：“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退回到封建制度去了”（指叶沙里尼与马皇的协定[27]而说的）。因此，在意大利可以等待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起来推翻法西斯蒂主义，而恢复新的民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 因此，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右派的政见——不是准备党和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斗争，不是去独立领导正在剧烈起来的阶级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暴露左派社会民主党欺蒙群众的作用，去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压迫——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执政只是更巧妙的更加强的准备战争反对苏联，实行合理化加紧对于工人群众的剥削，进行所谓“经济民权主义”和“工业里的和平”，实施强迫仲裁进行帝国主义反殖民地的加重剥削和束缚的政策——总之不是准备去反对战争和法西斯蒂化，不是准备一切适合法西斯蒂化和军事独裁的环境准备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一直到将来决定胜负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暴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右派的政策却是适合于所谓民权和平主义时期的环境，迷信国会的拜物教，因此而要反对“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要和社会民主党（工党）提出共同的选举名单，至少也要和所谓“左派”领袖结合联合战线，抛弃独立的领导罢工斗争，轻视所谓无组织的工人等等。甚至于在工会运动里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党的影响”，“打倒党中央的赌博政策”，“在改良派的基础之上和改良派万岁”（捷克斯拉夫[28]党的右派），机会主义的倾向对于农民问题表示极端轻视，甚至于只提出要求地主实行选举运动时所允许的土地改良的政纲（捷克斯拉夫和西班牙），同时右派轻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例如，捷克大民族主义忽视爱、陆两州的自己运动（法国），否认黑人的独立运动（美国党的彼维儿[29]等）。 三 殖民地发展道路的问题 机会主义派的资本主义整个世界改造论，既然看不见“第三时期”里的阶级斗争的剧烈化，看不见殖民地工农群众的积极化及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增长，看不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看不见凡此一切都足以破坏和动摇那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且加强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那末，自然也就只看见无产阶级群众的消极，只看见苏联国内的危机，甚至苏联灭亡的危险，以至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中只有英国的经济稍稍开始了崩溃的趋势，德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日益巩固，美国、日本又是蒸蒸日上，不但很安定，而且在飞跃的发展，欧战后新兴的小国（如波兰、捷克等等）都向着资本主义积极的发展和繁荣。——如此，则当然不是苏联开始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帝国主义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的改造。 机会主义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情形的这样估量之下，关于殖民地东方各国，如中国、印度等的发展问题，又应当是怎样的结论呢？ 鲁易[30]已经实行退出共产国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是被开除的右派，他在德国右派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印度革命的文章，他说：英国帝国主义已经满足了印度资产阶级的三大要求：（一）印度的工业化；（二）印度的自治；（三）印度的关税保护政策。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派整个理论的演化而已。因为既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在“有组织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有改造的前途，那末，当然要进一步承认殖民地（如印度）的“非殖民地化”（从殖民地变成所谓Dominion[31]），承认殖民地的工业化。殖民地本来是世界经济机体的一部分，当然也要跟着资本主义的世界的改造而改造起来。中国的右派（例如王若飞[32]）也是这样断定说：“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现时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将来，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欧战以前，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大致是掠夺市场，以便于销售货物和收刮原料，这种侵掠的经济影响，固然使殖民地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式的剥削有形式上的改变，但是他引起来的，只是市场关系和货币关系的发展，造成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互相结托的新式统治，同时却在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增长。欧洲大战才暂时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以及他对于殖民地的经济威权，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交通联系削弱，帝国主义工业品的生产量有极大的减少，这才使主要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如中国、印度等）有相当的工业发展，——这种情形一直延长到资本主义战后稳定之前。战后的所谓“第二时期”——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恢复他们对于殖民地的经济进攻，那时期的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表演，正在于中国、印度工业的停滞和恐慌。然在“第三时期”里，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经济影响，是否因为资本输出的作用加增，而要使殖民地工业化，要逐渐消灭殖民地上封建买办的经济统治，代以“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的统治？——殖民地的发展道路是否是这样的趋势？ 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当如下： 帝国主义竭力保持和固定殖民地上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这一个说法在战后“第三期”不但并没有改变的必要，而且更加严重的表演出来。“独占式”的财政资本的帝国主义，一般的都是阻止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掠夺自然界的资源，而且浪费殖民地之体力的生产（劳动）。而第三时期财政资本的特殊侵略和大规模的集中，以及资本输出的加多，首先就是更加征取殖民地上经济的和政治的独占，——输入殖民地的资本也大大集中于原料的开采和这种原料的粗制，并且扩大交通以便于原料的吸取，这当然加快殖民地上生产关系（市场关系、货币关系）的发展，但是这只是更加强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对于所谓民族资本的束缚，并且赞助那殖民地封建豪绅和资产阶级所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流入高利贷以对于土地的刮削，再加以资本主义国家合理化的结果，有更大量的货物要征取殖民地的市场，这样所谓民族资本之独立发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况且殖民地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其数量已极大，而且现时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加强侵略之下，这种贫困化更加要引起殖民地内市场的缩小，更加要加强其速度，这对于工业的发展又是一个极大的阻力，因此殖民地所谓民族工业，现在反而有“非民族化”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更走向新式的买办的道路，又要和土地关系密切起来，和封建豪绅混合生长起来。而封建残余（地主、绅士、军阀、王公、包佃）更加和商业资本混合而加强其封建式的剥削。 帝国主义的政策，恰好是适合于殖民地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印度的工业化，不但为英帝国主义所不容许，而且为英国帝国主义所日益侵蚀，印度的保护关税，最近的两年已经被英国政府实际上完全取消。鲁易的说法，完全是不顾事实，中国南京政府所得着的以及他所向美国财政资本哀恳的借款，大半甚至于完全都是为修理铁路、造飞机场等的用途，南京政府所得的增加关税，也显然是不能保护中国工业的。 总之，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的独占，封建式的剥削及其政治上的一切上层建筑——日益买办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在政治上经济上之混合生长——凡此一切都造成极大的障碍，去阻止小的资本（豪绅、地主、商人之资本原始积累）投到生产里去，投到农业和工业里面去，这种现象的自然结果，就是殖民地的豪绅资产阶级，在日益贫困破产的极大的小资产阶级的贫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去传播那最低等的最坏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所以，殖民地的前途不是Dominion化（非殖民地化），而是更加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束缚，更加变成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经济机体的附属，更加变成他的“农业原料的附属”，以至于军事的附庸。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借财政资本的帮助，而开始殖民地的自由经济的发展，所谓“aunmgpcsun，tainngfan”的时期，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纯粹的独立的民族工业资本要来代替买办封建式经济的统治，而是更加残酷剥削的变态的封建买办经济，亦即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地主制度的经济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新式买办化的工业资本互相〔 〕[33]私的统治之形成和发展。这种情形对于大殖民地如中国、印度是一般规律。而且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加紧侵略一切的小民族的情势之下，那些表面上独立的国家，以及经济很落后的小殖民地，既然处于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时期，也都不能有什么工业自由发展的前途，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如土耳其、阿拉伯[34]、波斯[35]等），虽然和中国、印度的资产阶级不大相同，或许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某种作用。但是至多也只是一个对于帝国主义的“在野党”（opponihow），而不是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行模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领导力量。帝国主义的独占资本——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生长，国内和国际矛盾加速剧烈的时期，在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巨大的阶级冲突的前面，在资本主义世界和长足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两相对垒的形式之中，在资本主义列强国内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和殖民地巨大的反帝国主义前夜——要准备国家政权工业机关等各方面的法西主义化[36]，要实行合理化，要准备战争，反对苏联，镇压革命斗争，所以他在德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经过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主义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在意大利、波兰等类的国家经过法西主义实行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是否要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去进行宪法式的国会式的民权统治之发展呢？是否殖民地资产阶级便倾向于这种形式的统治呢？ 帝国主义必定要依靠着他们的主要走狗——封建买办而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做现在社会民主党在宗主国内所做的工作，即使帝国主义在形式上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所谓国民会议而实行他的统治，亦不过是财政资本独裁之一种新的掩饰，斗争剧烈起来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刻揭开民族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而实行民族法西主义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日益与封建余孽、买办洋商混合生长的殖民地上之“奴隶贵族”——他们是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支配之下统治殖民地的新工具。 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豪绅之间，固然曾经有政治上经济上不同的立场，可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在于他反革命之后，比买办豪绅更加有许多利用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之武断宣传之可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是逐步投降屈服，始终要托庇于帝国主义的威力以镇压工农的革命运动，中国南京政府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不必详说。印度资产阶级逐步投降英帝国主义，亦是明显的事实，即印度所谓国民大会[37]去年十二月间，同时多数通过取消独立的口号，并且对南京致贺电，庆贺屠杀中国工农之国民党的“独立自由”。最近几年的情形并且使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苏联也采取敌视的态度。例如胡汉民和基马尔共同宣传反对“苏联对回教民族的赤色帝国主义”，印度资产阶级最近实行极大规模的反对共产国际的宣传，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所谓“东方被压迫民族国际通讯处”（可笑的南京国际），现在的形式之下——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增长，农民群众的斗争日益积极，以及国际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迫近，使帝国主义竭力设法来利用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反对苏联和赤化的工具。(2) 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在殖民地上对于国内的封建军阀、地主等是极端的妥协、屈服和同化，他竭力维持封建式的土地关系，因为他本身和这种土地关系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和农民，自然站在生死关头的对敌地位，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农民土地革命的发动，更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反动的联盟。 总之，现在中国大革命之后，战后“第三期”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一般的正在促进。以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以农民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反帝国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前途——这种一般的形态使帝国主义认为：（一）必须保障帝国主义战争时殖民地上也有安定的后方；（二）除在欧美利用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后如果没有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豪绅的帮助，单用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解决战争和镇压革命的任务的；（三）必须用很好的殖民地和平主义等的旗帜掩饰这种政策——所以在利用社会民主党之前，有利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改良的必要。 而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勾结封建势力，投降帝国主义，实行反对苏联的时候，正能够表面上要求改良或缓和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统治（修改不平等条约，立宪自治等等）表面上要求废除战争和武力侵略，主张减缩军备（南京代表在国际联盟会议时的态度），表面上主张所谓土地改良，限制高利贷，减租二五[39]，表面上主张改良工人生活，分配红利等等。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改良主义的面目，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屠杀政策之很适用的假面具。而且这些改良主义要求的基础，正是用民族主义的最高原则禁止阶级斗争，消灭共产危险，造成协调的“民生主义”社会，以至于“三民主义之国际化”，“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界”；这正是百分之百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武断主义。南京国民党中央聘请意大利法西斯蒂的顾问，起草好几种“团体国家制度”的草案，实行制造官办工会，施行强迫仲裁等等，难道是偶然的？这些都明显的指示：民族改良主义含孕着民族法西斯蒂主义的实质。民族改良主义转变到民族法西主义的速度，是百倍于社会改良主义之转变到社会法西主义，并且指出殖民地上政治发展的前途，正是民族法西主义化。 封建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在帝国主义之支配之下，实行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可以是说找着了“适当的政治理想”。 现在帝国主义独占资本的统治之下，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不是资产阶级消灭封建势力而向着“自由经济”前进的趋势，乃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混合生长的趋势，所以买办资本的封建式的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支配之下，一天天的发展加强，引起极残酷的剥夺极大多数民众的生产资料。因此，也就引起日益剧烈的工农民众的斗争。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一天天的加强“两个极端化”的倾向：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和外国商业或封建式的土地关系联结着，他们正是受着两面的“夹攻”，既然处于日益破产的危险状态之中，又要受工农贫民革命斗争“暴动扰乱”的袭击（广东商人有“宁受共产痛快的暴动，不受国民党军阀长期压榨”的口号），他们既不得不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批评并且破出[40]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又在防备统治阶级引起波尔什维克的危险，自己准备在任何相当期间亲自动手杀“共产党”，用保存神圣的私有财产的名义，用保产主义的名义反对工农革命，他们是绝无前途的，是要拼死的保持现有的财产和剥削的可能；别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贫民群众，他们一天天变为无地容身的苦力，在乡村城市之中都找不着生活和工作的，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同时又不能“无产阶级化”；他们无疑的是倾向于联合并且赞助无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斗争。虽然这种群众的地位，可以在他们的革命斗争之中反映出各种社会上的反动思想的混合物，而且部分的可以受反动派的利用；但是，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的贫民群众的斗争，必定有广大发展的前途，而且客观上确有革命的作用。 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斗争，进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东方巨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各阶级的相对关系，也进到新的形势，这使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之“两个极端化”的过程，表现于：（一）上层小资产阶级走向纯粹的反革命的营垒，变成民族法西主义的附属[41]；（二）贫民群众之中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深入和扩大，这使“独立的”少许有些革命意识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之形成和发展日益不可能。 现在殖民地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所谓离共产党而“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代表那种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左翼，当资产阶级明显表示反革命之后，他们起来拥护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中国汪精卫派[42]和邓演达、谭平山[43]，印度的所谓独立同盟[44]）。他们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阻滞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化，用改良主义的甚至革命的口头禅来欺骗群众，不但中国，就是其他殖民地上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也已经站在从国民革命走到民族改良的道路上——中国这种过程早已完成，而且汪精卫、陈公博已经是广州暴动的刽子手，将来革命斗争剧烈的发展，一到决定胜负的斗争关头，这些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就会或者完全崩溃消灭，或者做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成为法西主义性质的团体。 这些政党对于职工运动的影响，不会有战前战后欧洲社会改良派对于工会影响的性质，而简直一开始就很公开的实行工贼的任务，甚至于积极赞助法西斯蒂的捣乱（中国的黄色工会，印度的改良派工会。印度的所谓“独立同盟”的领袖小纳鲁，做了印度职工大会的会长，而事实上对于孟买罢工完全怠工，至于改良派纺织工人领袖乔石，他简直参加那挑拨印度教回教徒互相残杀的捣乱，以破坏罢工）。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口头上要求“民主化”，甚至社会主义，他们的独立“政党”比资产阶级尤其危险。实际上，他们决不能成为所谓民权主义的势力；最终的结果，他们也是要倾向于法西斯蒂的政治理想的。 如果机会主义派对于欧美是等待新的民权主义和平时期，那末，他们对于殖民地，自然应当等待“非殖民地化”和立宪改约的前途；据他们的意思，仿佛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之下，腐化的动摇的资本主义稳定，还可以开辟甚广的新的发展道路：——仿佛世界范围之内殖民地的俾士麦克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不但有可能，而且已经在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后悔的说，“广州暴动本来是个盲动，当时就不应拿起武器来的”（美国的俾俾儿）；或者说：美国资本始终要帮助中国工业化，中国资本主义将有长足的发展；或者说，印度的资产阶级还在争独立，共产党应当要保存与印度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一战线（鲁易）。 因此，右派机会主义的政见，并不是准备殖民地无产阶级去领导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新高潮，而且认为不可避免的革命新高潮等于幻想；他们不是为巩固并创造殖民地上布尔什维克的党而高叫争取群众，却是为着革命斗争过于激烈以至削弱了党；他们不是准备共产党去独立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农民的战争，以坚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而是要专重经济斗争，以实行行会主义和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45]）——（中国）；他们不是在革命新高潮开始的时候，就以全力去独立领导工人斗争，去征取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却是要求保持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印度）。总之，他们不是去力争保障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领导权，以便尽可能的更加容易并且更加快的进到新的更高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默认反帝国主义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领导，走上“资本主义和民权主义进化的道路”。他们不是准备适合于帝国主义更残暴的殖民地统治，以及买办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民族法西主义化的前途，不是准备建立秘密的党，不是准备秘密和公开的工作适当的联结，以争取广大群众，不准备实行坚决的猛烈的战斗，以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的武装暴动，不是准备工人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联合，以力争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他们是准备适合“非殖民地化”、“工业化”的前途，适应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殖民地的自治运动和关税自主实现的环境，所以认为印度资产阶级还在力争独立，南京政府还是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力量。因此，要等待“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仇视工人阶级，方才可以抛弃联合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并且认为必须建立两个阶级的国民革命政党（鲁易），认为应当联合汪精卫、陈公博等实行民权革命，甚至于说：工农民权独裁也要等待小资产阶级的新的革命党成立，及其代表的参加苏维埃政权。他们是准备取消秘密的共产党，取消赤色工会，实行与改良派黄色工会领袖的统一战线，认为“每种经济斗争转变成为政治斗争是幻想”，他们或者是主张联合富农，或者是主张专做乡村里的经济斗争和雇农运动，斥责农民的游击暴动是无政府主义[46]的扰乱；总之，这是迎合殖民地上立宪、民权统一的前途，而幻想公开主义的路线。 四 中国战争问题 中国机会主义派曾经说过：帝国主义者有一个维持中国暂时和平发展的前途，所以要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保障国内战争的不爆发，以便使中国资本主义稳定而有长足的发展。现在英国工党和日本民政党执政，他们的政策表面上是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对于中国，他们是会用欺骗应付的手段和美国竞争的——自然，这更可以发展那种机会主义的幻想。事实上，蒋桂战争[47]和蒋冯战争[48]陆续爆发，右派的机会主义论调，又变成蒋介石代表民权的资产阶级而实行反封建军阀的战争，甚至于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得着了美国财政资本的帮助，必定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真是浩大呢！ 其实，中国军阀战争的背景：——一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支配权；二是代表地方政权的商业资本和豪绅地主之混合体的各派军阀，互相争所谓地盘；三是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包含着银行资本和买办资本，这种巨大的工商业银行界，争取对于全国市场的控制，要求各地地方市场（如汉口、广州、青岛、天津、大连等）取消其半独立的性质而服从上海，以形成全国市场的统一；因此，而与各地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中国战争的这三种因素是互相密切的关联着：国际关系上英日固然多分倾向于赞助地方军阀，美国亦是赞助的，事实上只有地方政府性质的南京；同时，英日也并不抛弃一切可能去经过中国军阀政客而取得对于所谓中央政府之某种影响；国内阶级关系上，李济深、张学良固然多分的代表封建地主，可是，他们也就是地主、豪绅、商贾的某些部分的代表；同样蒋介石虽然代表上海资产阶级，可是上海资产阶级仍是和某种地主买办相混合生长起来——蒋介石的不得不依赖朱培德、何应钦[49]、陈调元，以至何键等等，便是这种情形的明证。所以中国战争，现时仍无任何革命进步的意义，这种战争不能求得中国的统一，却只是中国瓦解的表演。 中国军阀的混战，表演着：世界资产阶级内部的（英、日、美的资产阶级）互相冲突，表演着中国统治者阶级（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内部的各派各系的互相矛盾而不能解决，这种中国混战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一般危险的一种表示。最近中国的混战，尤其是英美互争世界霸权的反映，各国帝国主义赞助中国各派军阀的混战，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准备自己的战争的一种步骤。所以现在中国的混战，简直就是太平洋大战的序幕。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危机，虽然得着部分的暂时的稳定，可是，不但这种稳定现在更加动摇而腐化起来，并且一直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任何程度的经济改善的影响。战后“第二时期”，资本主义在欧美得着比较稳固的暂时稳定（没有互相战争和巨大的革命高潮），而在中国却正遇见伟大的革命怒潮和革命战争。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机体里，表现出最脆弱最腐化的地方，亦就是各种国际国内的矛盾最复杂交错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巨大的革命斗争和国内战争之后，中国经济的总危机，尤其是农业危机的深入和扩大，仍在继续发展。一九二八年五六个月休战时间，行市上的改善，并不足以削弱这种总的危机。这种情形，使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强起来：各地地方市场的豪商军阀，在一般经济恶化，财政紊乱的形势之下，格外要互争剥削工农的“机关”——以至于引起军阀混战的时时爆发和延绵不断。 再则，中国的混战，既然是表现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腐化，而且只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内部冲突的爆发，那末，当然决说不到什么资产阶级民权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固然，美国财政资本企图消灭英日对华的势力范围而据为己有，因而赞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统一中国市场的尝试，——即使这种倾向以很大的力量向前发展，——然而这种“统一”的道路是必然要经过许多军阀资产阶级的混战，而军阀资产阶级的混战跟着就要有如此之巨大的破坏，对于工农群众，就要有如此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至于中国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必定要在工农革命的打击之下灭亡。 除非是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不是动摇的不是腐化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不在剧烈起来，这才会说：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企图实现和平发展的前途。事实上，不但日本，实际上仍旧进行着“满蒙积极政策，要在十月间的太平洋会议上，证明军事上经济上满洲应当属于日本而不属于中国，否则日本就有赤化的危险”（美联社七月一日电），不但英国仍旧积极的赞助中国军阀，死命的抓住中国财政关税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竭力设法树立自己在南京政府之内的影响，甚至赞助南京政府扩大海军，成立中英海军协约（美联社七月二日伦敦电）；就是美国，也公开的赞助蒋介石庆祝废除禁止军火入华的协定。而且美国取得中国无线电建筑的独占权，飞机场的建筑权、江浙汽车道的开辟权，以及英日巩固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军事基础，都是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准备战争的步骤，——这种英、日、美各帝国主义公开的秘密的赞助中国混战的步骤，是互相关联着的。帝国主义往往比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聪明些，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只有用铁血，用世界工农的血肉和炮弹，或许可以侥幸解决世界资本主义当前的问题，或许可以侥幸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机会主义者反对“变军阀资产阶级的混战为工农反对军阀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的口号，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是和右派整个的政治路线相关联的。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共产国际队伍的整饬和布尔塞维克化，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现在国际和中国问题里，机会主义的右派政纲客观上已经形成整个的系统，这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传达其影响于无产阶级的一种尝试，这是要散乱软化无产阶级的战斗力的。所以必须在国际范围内以及中国、印度，努力去反对党内的右倾及对于右倾调和的主张（所谓“党内和平”等等），这是共产党员第一等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注释 [1]欧战，指1914—1918年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2]高丽，今朝鲜。 [3]第一时期，见本卷第421页注30。 [4]第二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5]道威斯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向德国提出的赔款计划，因由美国财政专家道威斯在英、美政府的授意下策划制定，故名。1924年施行。1930年为杨格计划所代替。 [6]德国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又称汉堡起义。见本卷第162页注⑤。 [7]爪哇一九二六年的暴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抗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大起义。 [8]摩洛加，即摩洛哥。摩洛哥殖民地民族的暴动，指1924年和1925年摩洛哥里夫部族军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战争。 [9]叙亚利，即叙利亚。叙利亚殖民地民族的暴动，指1925年7月，叙利亚德鲁兹山区农民在阿特拉什苏丹领导下，举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大起义，9月，起义者组成叙利亚临时政府。1927年6月起义被法国殖民者镇压。 [10]第三时期，即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11]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0页注18。 [12]南满铁路，指中东铁路从长春至大连的一段。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将这段铁路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 [13]托辣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 [14]加台利，今译卡特尔，法语Cartel的音译，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组成。 [15]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1928年同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提倡人权，被称为人权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著作甚多。 [16]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它宣称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操纵。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总部设在日内瓦。1946年4月解散。 [17]凯洛公约，全称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非战公约》或《巴黎公约》。1927年12月由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德、意、日、印度等15个国家在巴黎签订。 [18]日本民政党代政友会起来执政，指1929年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垮台，由民政党滨口雄幸组阁。民政党和政友会是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近代史上曾轮流执政。 [19]开放门户，指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见本卷第275页注①。 [20]谢腊，今译谢拉，见本卷第313页注32。 [21]指英国同苏联政府曾于1927年5月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22]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23]社会法西斯蒂主义，法西斯蒂主义，即法西斯主义，见本卷第420页注16。社会法西斯蒂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24]爱维尔德，今译厄威尔特，见本卷第310页注⑨。 [25]国会拜物主义，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它认为通过和平斗争，使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从而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26]合法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妄图在资产阶级法律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27]叶沙里尼与马皇的协定，叶沙里尼今译墨索里尼，协定指1929年2月11日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同罗马教廷在梵蒂冈特拉兰宫订立的《特拉兰条约》，主要内容是意大利正式承认梵蒂冈主权属于教皇，教廷则同意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合作。 [28]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 [29]彼维儿，今译彼彼儿。见本卷第97页注⑦。 [30]鲁易，今译罗易。见本卷第420页注19。 [31]Dominion，管辖地，统治权。 [32]王若飞（1896—1946），原名运生，贵州安顺人。1922年由法国共产党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工委特派员，同年11月被捕，1937年5月被营救出狱，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七届中央委员。 [33]原稿空一字。 [34]阿拉伯，今沙特阿拉伯。 [35]波斯，今伊朗。 [36]法西主义，即法西斯主义。见本卷第420页注16。 [37]印度国民大会，即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见本卷第420页注11。 [38]南京国民党强占中东路，指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该文于1929年8月1日寄，此处指7月10日蒋介石同张学良下令解除苏联方面的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的职务，7月14日苏方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办法，中方置之不理，继续向边境集结军队，苏联遂于7月17日中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声明同中国断交。 [39]减租二五，即二五减租。 [40]原文如此。 [41]发表时删去“资产阶级”四字。 [42]汪精卫派，即国民党改组派。见本卷第327页注24。 [43]邓演达、谭平山，这里指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44]独立同盟，见本卷第390页注22。 [45]行会主义和工会主义，行会又称行帮，封建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和商人的同行业组织。行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工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见本卷第169页注⑤。 [46]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后来广泛在法国和意大利流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最高理想就在于无秩序和无政府的结合。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权力。 [47]蒋桂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48]蒋冯战争，见本卷第376页注⑩。 [49]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原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早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8年由陆军部派往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赴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军事参谋。1926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8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同日本先后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抗日战争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陆军总司令等职。1945年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接受日本投降。1949年赴台湾。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抄件刊印。它曾署名瞿秋白在1930年出版的《先锋周报》第一、二、三期上发表，现只查到第二期，发表时作者稍作修改。 (2)这篇文章是七月十号以前写的，不过几天之后就有南京国民党强占中东路[38]的事实。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为准备反对苏联战争之工具，已经是极明显极迫切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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