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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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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政兄： 前一礼拜，已经有一封信寄上，附有中俄文的国际执委致中央的信（论改组派的）；今天听着少年国际[1]驻华代表（英国人）的口头报告，更知道国内一般的情形。不过你们这次带来的文件，尽有英文、德文的，没有中文的，因此，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要等他们翻印翻译。而且少年代表还答应我们细谈一次。所以我还不能对于国内的一切情形有详细的研究。很可惜的：独秀的三封信[2]的汉文原稿，你们都没有送来，对国际[3]亦没有政治局正式的汉文信件（关于中央全体会议亦然）。很可惜的。现今交通如此之难，一次差过便需等待好几个月，如何你们没有寄这些材料呢，如何总不对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写正式的报告呢？现在因为急走邮差之便，不能等待，先告诉你们下列的意见和问题： （一）中国革命高潮之已经开始是绝无疑义的。赤色工会之政治影响正在扩大，然而组织上之不发展是极大的缺点。农运的游击战争的新发展，正可以证明“轻视农民战争”之说，“农民暴动是无政府主义的胡闹”之说之破产。红枪会等原始农民组织，仍在反动影响之下，而我党的工作丝毫无可报告（英人如此说），亦是非常可注意的事。“轻视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与“联合富农”之倾向，其同为机会主义无疑。兵士运动及饥民土匪的工作，以及反帝反军阀及其战争的运动之群众化，也应有更大更大的注意。当时一省数省政权之前途，现在可说证实不是“理论上意见上的争执”。总的革命前途，切切要放在面前，力争领导此高潮，……领导……[4]夺取政权，需要反对党内无意之中的右倾——悲观，取消主义（取消赤色工会），合法主义，争取自由主义之严格斗争，……尤其是联合托陈派[5]，等待汪陈[6]等派之机会主义。 （二）因此，在英人报告中，说独秀为最危险，其实，即表面上反对独秀，而实质上含有许多悲观取消之倾向，许多妥协之倾向，必须认为是党内主要之右倾危险。至于独秀，则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决定”，提出开除的问题。因为他是完全的消取主义，已不成其为党内派别。至于报告中说党内对独秀有相当的调和倾向，此事尤其令人不能不十分注意到右倾危险。国际等你们的电信。 （三）国际反右倾的问题，反布哈林的问题[7]，据说你们尚未讨论，这是太迟缓了。既然有了报告（英人说报告过了），有了我这里前后好几封信，中央政治局必须有讨论及决议，必须在全国党部之内实行广大的宣传。此事，国际方面也等你们的电信。 再，邵力子的儿子邵子刚即日回国，他是党员，且为有用的人材，然而现在他可以利用做半公开的杂志刊物编辑的工作（如以前潘汉年[8]等类的出版工作）。只须党介绍他给相当的党外同情的出版团体，如创造社[9]等类，至于党内工作，可在视察之后。此人颇聪明，但骄傲而有知识阶级习气。余后详。 秋白 十一月十四 注释 [1]少年国际，即少共国际，又称青年共产国际。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并选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1921年执行委员会迁往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少共国际。 [2]独秀的三封信，见本卷第692页注⑥，独秀即陈独秀，见本卷第650页注⑥。 [3]国际，即共产国际。 [4]原稿有数字不清。 [5]托陈派，即当时称托洛茨基陈独秀派。 [6]汪陈，指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 [7]指从1929年1月起，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和联共（布）党内所受的批判，并先后被撤销《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8]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1933年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 [9]创造社，1921年夏成立，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等主持。曾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和《创造》丛书。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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