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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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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二十八日） 我们上面已经讲过孙文主义和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1]，所谓“新思潮”。这一讲，我们要讲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中国社会的阶级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从辛亥之前，五四运动，到这个时期（五四之后），已经有十几年之久了，经过了很大的变动。变动中所引起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国党的党纲策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对于这种变动的各方面的分析，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党的历史和党纲所应该注意到的。孙文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是怎样的观点，五四运动中各种所谓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态的分析和估计是怎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去研究，去分析的。因为所有这些观点——孙文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等等的观点，他们在中国是有过多多少少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辈呢！中国共产党从前的政治经济的观点，还是从他们那里脱胎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受着共产国际的指导，便不断的努力清洗，刷除那些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叛徒等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我们要说清楚这一层，正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还要把前面讲的做一个短短的总结。 孙中山的观点从辛亥以前，兴中会同盟会[2]起，经过辛亥革命，组成国民党，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有许多变更，不是自始至终，一贯到底的，而是有许多变动和不同的地方。单就兴中会起到五四运动时的孙中山主义而论，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当初在秘密状态之中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一个革命的组织，是在学习下层社会秘密会党[3]的组织，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和会党有关系，许多组织形式都是受了那些会党秘密结社的遗传。到了五四运动时，“第二次革命”[4]失败之后，又经过改组，孙中山的言论和主张，以及改组形式，都已经失去群众性的本来面目；他已经不是去向群众学习，而是去做群众的老师，教训群众，约束群众了。这样，当然要一见到群众“不”“服从”他的时候，他们就要气愤而至于咒骂群众了。 辛亥之前，我们看见孙中山、国民党有土地国有，民主政体，男女平等等号召的口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以后，也还可以见到一些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之中，还有些人能够代表下层社会的要求。而在“五四”之后，虽然中国工人阶级的锋芒还只稍稍露出一点，但是孙中山等已经闻到了使他们恶心的，下层社会的“粗暴气息”；他们恐惧和退缩的动作立刻便开始了，我们看那一时代（五四）的《星期评论》（戴季陶主编）和《建设》杂志（国民党机关报），已经在那里挖心思抽肚肠的计算预防社会革命了。他们说：如果能够按照他们的办法，军政、训政、宪政的分期教训群众的办法，那末社会革命的大破坏的“惨剧”可以避免。“革命的手段”上，也已经是另想出路了。如果在辛亥之前，我们看见孙中山等人，南北奔走纠合下层群众的暴动，那末，到这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是西南割据，勾结军阀举行政变的投机政策。 民国元、二年的时候，孙中山等还有一点勇气提出男女平等、普选等等的口号；就是所谓“军政时代”，也还不是像现在这样解释，而还是“用暴力反抗，推翻破坏旧社会”的主张。可是到了五四之后，他们便忏悔了，他们忏悔自己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其实他们什么都还没有打破呢！而孙中山的“革命主义”也想起了新鲜花样，说要上承文武、周公、孔孟[5]的道轨。这些在那一时期孙中山的言论之中，是可以见到的。在同盟会时代有中日国民联合革命的学说，到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还时常夸大的说：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都是各国：英、美、日、法的民权主义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帮助他，每次战后的记载里，总是大书而特书的标明出有些什么外国（法、日、英等）军官帮他“运筹帏幄”。五四之后，便不听见什么国民联合的呼声了，已经转变到官场，政府外交上的联络勾当了，而是和帝国主义的政府去修好了。这样的一次再次的转变，过渡到他的“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富源”的学说，这是他最忠诚老实的悔过书（对帝国主义），痛快直爽的供词（国民党的民众），他请国际帝国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从此以后，当初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了不少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以见到革命的同盟会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妥协的买办化的路上去。 这些变动，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根本问题的见解，是有所谓“大资小资”的基本理论。自从“五四”以来，新思潮的涌起，社会主义的新说在全国播扬，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孙中山等人，已经惊恐万状了。他虽不敢开口就咒骂洪水猛兽，可是很积极的想阻止这个新的思潮。他们说，中国没有富人，社会主义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当辛亥革命的前后，他还口口声声的说，中国要政治革命，并且要社会革命，还说一说人民如何穷苦，他们要求革命革命的话。可是到“五四”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表演起来。许多小资产阶级学生的空洞的理论，和含糊不清的□□主义□□主义[6]，各式各样的杂七杂八的学说。同时，工人运动亦在开始，其实还说不上什么，可是资产阶级已经非常恐怖了。于是造作理论，说：中国哪里有什么富人，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只有穷得很些和穷得好些的大穷小穷的分别罢了，如果找一个美国有几千百万的富翁来比一比，那所谓中国的财主，还穷得很呢。根据这种说法，是用不着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只要“共同努力”，如何来制造财富，开发矿山，建筑铁路，开办公司、洋行、工厂，造轮船码头。于是孙中山就做了一本书[7]来论中国的建设（可是在这本书里很少工业的建筑计划）。 这些主张都间接的直接的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他们是有一丝的血缘的。 现在，我们可以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新青年》[8]一派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一群人的主义。 这一批人，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们一个有系统的组织，固定的形式，而只是一种时代潮流的现象，但是，我们是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政党”。在那时，他们的确能够团结一部分青年，而且这一部为数并不少呢！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口号，虽然模糊不清晰，可是不妨说是他们的政纲，他们的旗帜便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便是他们的代表。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比较的进了一步的，可是也已经暴露了许多“不可靠”的成分了。 最初，他们是反对一切旧的束缚和遗传，有着极浓烈的反抗、革命的精神，便“进一步”幻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个思想上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明白，是资本主义发展之下的个人主义的要求，是“个性的暴动”，对于一切不满，不论是风俗、人情、道德、思想、艺术、文化、习惯、制度，都反对；对于政体也有民权主义的要求；从这方面，他们又有进一步的要求，不仅是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有经济上的平等，现在看来，很明显清楚，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纲。可是在那一时代，一般的人，都以为是进了一大步了，以为不但提出了政治纲领，并且也提得出经济的纲领了。 《新青年》这一系统，是反对康有为[9]、袁世凯[10]的专制、复古复辟的，最彻底民权主义的一派。可是他们这种要求的具体化起来的时候，即是地方自治主义的职业联合主义。在最后几期的《新青年》上，我们可以见到，新青年派的政治主张，便是小乡村、市镇、城市、马路以至于省治的自治，和各县的联合自治。这些不但在言论上是如此，就是在实际行动上，也有事实的表现。如上海各马路联合会[11]，便是和当时《新青年》中做政治活动的一派有联系的，陈独秀和王正廷也是在这些地方有关连的呢！在“五四”的时候，独秀在北京中央公园去发散他自己写的传单[12]，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在他的传单上写的便是要求自治权，要街坊上的学生、商人自动的起来组织自治机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统治。这种政治主张，是妥协的民权主义——自治运动，而没有一种革命内容，正可以看得出他是书生空想的改革政治的办法。如其我们见到那个时代（五四运动的时候）尚有“往民间去”的热情，那末这种妥协的办法，已经显明他是不会不走上脱离群众的道路，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命令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和机械式运动方式，到了群众有他们自动的强力的革命行动的时候，势必要扰乱他们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步骤，他们便要抱怨群众，阻止群众了。如果遭到失败和挫折，他们便是要异口同声的叫着：“你看，不听我的话（命令），不是失败了吗？安静点吧！” 在《新青年》兴起时代，鲁迅的《狂人日记》[13]，和独秀的论文，是拼命攻击一切偶像的。而且达到了极端无政府色彩的程度，可是很快的转到别一个步骤：这一步骤，便是根据着联合战线的那面旗帜而转的，理由是：既然要反对封建制度，为了要有力量，为了要保持联合战线，为了能够“白头到老”，那末，有许多事情我们只要讲讲理论，做宣传，不要急于实行。在《新青年》的最后几期，钱玄同[14]和陈独秀等便做文章为自己辩护了，我们不是怎样怎样的，我并没有过激呢，我们并不说要一切孝道都废除呢。到了最后，更是糟糕了，在一九二七年时代，下层的群众真真实行起来了，湖南的农民占了祠堂，组织起农民协会来，把祖宗牌子劈掉，灶神牌位罢到毛厕里去，跑到人家家里去强要剪头发，解脚布，不论老少，一律“平等”待遇，都要干，陈独秀便以为不得了，如此“过火”、“岂不要破坏联合战线吗”，这时候，“联合战线”代替了一切祖宗牌位、灶神菩萨、孔老夫子而成为新的偶像了！ 《新青年》的最早时期，是提倡着国际主义，开始的理论是：只有国际革命能够救得中国，因为国会是贿选制度，共和是骗人，只要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这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我们可以见到。这一思想转变到反帝国主义，他们的解释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只是反帝国主义，成为民族主义，不再提到革命的阶级性和阶级革命了，以国民革命概括笼统的代替他便算了事。实际已经是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投降，一直到抛弃拥护苏联的口号。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前，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派，就早带有妥协的，机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倾向。 这一派——《新青年》一系传下的一派，是有他们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分析和观点的。 主要的内容是：他们认为中国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冲突，因此最大的危险便在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妥协，如果他们妥协了，那就非常烦难了，这样我们去和资产阶级稍为妥协一下吧，不要吓坏了他们。根据着恐惧资产阶级和军阀联络的精神，得出了如此机会主义的结论，于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便有特别的理论：认为军阀和资产阶级联合，可以依靠军阀的柱子建设起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别形式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观点上又推论到：因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大权，战争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特别的道路。这些观点一些保留在《新青年》一派之中，一些影响到我们的党内。 孙中山和陈独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应当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了。 我们主要的题目便是：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在很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没有可能，把一切问题包括进去。我们分成下列的三个题目来讲： 一、中国的军阀制度——即有无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否占据统治地位。 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他的发展道路。 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经济的关系。 只有了这些问题的解释之后，才能弄明白，谁在统治着中国，中国的革命是谁反对谁，哪一个阶级反对哪一个阶级。再则，十年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以及政治上的关系都有变动，革命战线上的各样的配合，和无产阶级如何去争夺领导权等等，这一方面我们在下面是要极详细的去叙述的。 一、中国的封建关系和农民问题 中国的土地关系和农民问题的材料，特别是统计的材料，是非常之少，而平日讨论的材料，多半是推论的文章。为了要讲第一个题目，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我找尽了我所能找到的材料和书籍著作，都得不到我所要的答案，现在我们只能来研究封建性质是怎样的，只能来说明白一下土地所有制的各个方式。 1．半封建的租佃制度——这是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剥削的方法，这是要首先说明白的。这种制度，便是佃农所耕的土地就是地主所有的土地。这一点，仿佛是很平常，很普遍的，但是我可以说，从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是没有着重的来观察这个问题，也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的重要。整批的土地是在地主手里，分散的租给佃户耕种。到了收割的时候，佃户要将生产所得的东西，除了自己吃用之外，完全缴给地主。缴租的方式，大部分是用物产交纳的，如米麦、稻子等等；另一种以金钱折算应缴物产的价钱缴纳，这很明显的是一种封建式的剥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关系，使农民所有剩余劳动都缴给了地主。 2．中国自耕农的私有土地，是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制度呢？——田赋制度的问题。 有的人以为中国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的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的了。可是并不如此的简单，要弄清楚两件事情，一件是缴税的情形，一件是出卖时候的情形。第一，缴税多半是封建式。在表面上看，“照法律”应该缴纳的赋税钱并不多，便以为是很少的话，那是差了。因为从前清到现在，政府是没有实际统一的机关去收取租税，而是用了各种各样的名目去收取，没有将各项税目合并成为一项（除了清朝时代曾经有改丁归漕[15]的办法之外）。如果以租税和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总计起来，农民差不多要将自己所得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缴到衙门里去，并且在政府机关和农民之间有许多包捐承税的商人、胥吏和豪绅等在那里操纵着农民生死之权，因此农民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土地，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当做物产。再则，当出卖土地的时候，能不能像手工业者一样，卖出自己的制成品呢？并不能。在一切田地买卖契文上，我们可以见写着：“本人因近支亲房无人承受，愿将某处田地若干亩出让某某……”所以全权并没有在所有者的个人手里，还存着有氏族公有的幻象，这亦是封建宗法的遗传，成为胥吏豪绅利用的机会。出卖的人因此必须要请人作保，要有左邻右舍，前街后坊的证人，要请族中长老，地方保甲[16]作保画押，请他们吃饭，而且还要付中人钱，才能算作有效。而卖地的农民，出卖一块土地，经许多手续和敲诈，也得不到几个钱了。这岂会是家族所有制的残余。因此，农民的土地因为家族所有制和军阀的赋税制度的关系，完全不能看做所谓“资本主义的”私产，而差不多等于军阀的封地。(2)并且还有一点很明显的，便是收税是按照契单收，而不按耕户去收，更加上上述的手续，是足以阻止农民的出卖田地，而强迫农民差不多无代价的“送给”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去。虽然出卖还是照常有的，但是总不能叫他是很爽快的一买一卖的交换形式。再则，军阀的收入，最大的来源也是从农民那里取得的，从前是办善堂、育婴堂等按亩抽捐，现在的军阀是已将这种办法扩大到毫无限度，即以张作霖快死的时候那件事说罢：讨赤也是按亩抽捐，其他是举都举不尽的。至于厘税更不用说了。这一切是证明之表面上土地是农民所有，实质上差不多等于军阀的土地。军阀和封建诸侯的不同，在于时间的长短，如江苏一省，孙传芳盘据了一二年，随后张宗昌等上了几个月，蒋介石又占住这么一些时候。封建主和军阀的不同就是一个是世代相传，一个是你去了我来，好像从前山东是齐国一个国家模样，传家接代的统治下去，现在呢是时常换人。所以对这一点疑难，是很肤浅而没有实质的，因为军阀的变更对于农民是完全一样，都是剥削他们的。因此，我说农民土地差不多等于军阀的封地，并不夸大。 3．官田、祠田、庙田及学田的制度。 这些同样的是封建制度的，祠、庙、学田等于欧洲的教会田地（官田可以算入第二种，即军阀所有的田地，不必多说的）。 祠田，大都是被氏族里的贵显豪绅所把持。广东的调查：祠田都在豪绅手里，绝无例外的。祠田的田地，租给同族的人耕种，也并没有因为同族的人租额能够减轻一些，利用这些田地的都是有势的豪绅——可以说他是拜祖教的教会土地。从前每一祠族有了祠田之后，便设立一所义塾，同族的人去读书是不用钱的，祠堂便给批土地给义塾做经费。某家的子弟能中了举或得了什么秀才、贡生，或如现在中学毕业了等等，便有权领得这些田地地租的一部分。安徽省便有这种习气，如果某人在中学毕业，便有五十或百亩田的租可以取得。学田是孔庙和前清学台[17]衙门的遗产。这许多田地，也是被中国的绅士所独占。在安南[18]（不仅是中国）也有这种情形，中了秀才的人，到乡下去是不怕饿死的，可以不做事，专靠这种田地上的租过活。现在中国各省的学生到外省或外洋去留学，可以领到教育会等的津贴，也是同样的来源和遗传。 佛教寺院，不论大小，都有些田地的。大的庙甚至有几万亩田，这已经是完完全全是教会式的了，明显的封建所有制。大庙的主持机关和人物（方丈等等）总是和官厅有关系的。这样，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大概可以分做三大类： 1．私有制的； 2．官有的； 3．公地性的庙田等等。 这些土地的分量和分配，任何的统计都没有。瓦林和马基耶儿的一切调查统计，都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研究的结果，所见到的，只有佃户数，没有田亩数。或者是只有几亩田有多少户，也只是户口的统计。究竟田地多少的分配是没有的。究竟地主有多少田、农民有多少田——这种统计始终没有。广东一省的调查有一个，比较的可以看看。  此外，岳尔克的统计说：广东所谓公地，大约有10—13000000亩。（官地没有数目字）所以，简单计算起来，总数是：40000000亩地。  而户口的数字的结算是： 地主 2% 富农 3% 农民 95% 这里已经可以给我们一种影像，农民占广东人口百分之九十五，而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田。这还是说自耕农，其他的佃农更是非争取土地不可！广东如此，其他各省大致相同。中国的农民是为了争土地而要求革命，是很明显的了。 但是，仍旧不清楚的，就是五亩田的人有这样的数目，佃农的数目一些也没有。如果说佃农不在这个数字之内罢？那末，广东一省的人口，不能有这样大的数目。而且，在另外一个统计表上，我们可以见到广东农民的百分之六十六又五是佃农和半佃农。这里，岂不是弄成上表的二，三百户的农民（自耕农），只是全体农民中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五了吗？全体农民不是要有九百万户，那末只是农民，广东就应有四千五百万人（以五口一户计）？而充其量，广东全省人口也只有三千五百万（一切的人都算在内）。所以这个统计仍是不清楚的。 现在说到几种不重要的土地所有制： （一）官地，大半是“官荒”的，即石沙田之类。但是地主、资本家、商人，用几分几角钱一方方去领来之后，立刻便是大批的土地到地主手里去了。 （二）旗田——是满清入关时，王公贵戚跑马圈地所围去的。自从清末起，这些王公已经守不住自己的产业了。于是汉人绅士又取得了他们土地的管理收租的权力。辛亥革命之后，由那些军阀，用“旗田归民”的口号出卖。强迫农民交纳田费每亩要收好几块钱，最近因此激起农民之中数次的骚动（直隶[19]）。可是，这种制度的本身是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如广东的例，我们可以说全国的土地，至少有一半在地主的手里。广东一省的情形，可以代表得南部几省大概的情形。 其次，我们要讲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土地使用制的特点： 1．农民所有的土地，事实上告诉我们仍旧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制度，这一点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的租税制度，和土地买卖的方式上，是可以见得很明白的。 2．地主所有的土地，是纯粹的封建所有制度。土地所有权，有田底田面的分别。田底的所有权是永久的属于地主，田面是可以转辗的出租，因此在乡村中一亩的租出可以经过几层的手续，田主租给大租户，大租户转分给小租户，小租户分租给更小的。因为这种包佃转租的办法，乡村农民的肩头上，不知压上了多少层的重担。 3．学田等所谓公田，也多是用租佃制度，耕种这些土地的仍是佃农，他们所受的剥削，也都是相同的。 总之，中国整个土地所有制，是个半封建式的制度。近代的赋税制，也只是更加加重农民的剥削。保存着中世纪的物产纳税，同时也有货币完税的办法。货币完税的办法仍旧是旧的方式换一个形状，缴钱的数量，是以本来应缴多少米谷为标准的。按米谷的价钱算成银两，再由银两算成洋钱的数量，但是这种转辗计算，是一点“公法”都没有，不按市价，也不按行情，只是官厅地主豪绅由自己的意思决定。除了这一点（中国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的）以外，我们是可见到租佃制是一天一天扩张，而租价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贵起来。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如此的，可是没有全国的统计。我们现在用两种统计来看一看，也可见到一些大概。一种是一九二二年（民十一）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调查，一种是一九二七年（民十六）江苏农民协会（已经是蒋介石叛变后，经过国民党改组了的）的调查，只说江苏江南一部分。 1．缴物产的增加——“谷租”  2．缴钱数的增加——“钱租”也是一样。江苏武进县民国十一年每亩只缴三元七角五分，民国十九年要缴十二元五角二分。租价的增加得如此的厉害，农民的苦痛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其外，还有一个英国人的调查，调查的范围是昆山、南通一带。他列出了一个指数表。以一九〇五算做基本数100，结果如下：田价的增加不如租价增加来得快，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田价增加得慢，而租价增加得快，这是对于资本家、商人和地主一种引诱，可以多得利息，是引诱投资到土地上去的一种刺激。  至于使用制度的特点，可以有以下几点： 1．租佃制的一天一天扩大，而自耕的农户数量和地亩面积一天一天缩小。这种分配的统计，是简直找不出来。在武汉时代，国民党中央，曾经有过一些空洞推测的统计，完全用不得。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些外国教士在几个小小县份里的调查统计做例子。我们见到的是佃农数量的增加，自耕农和半自耕半佃农的减少：  自耕农和半佃农所少的，恰好加到佃农的数目上去了。此外尚有昆山一县的统计：  2．这种土地使用的关系上，可以看见中国土地的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去，这种集中是很快的。但是耕地的集中是非常迟缓。中国的地主、豪绅、僧侣等等，他们管理自己的土地是完全用出租的方式，因此有地主阶级而没有“地主经济”，像俄国的那一种□□□□□[20]。中国自从资本主义从外面侵入以后，乡村经济是一步一步的在资本主义化的；货币的经济破坏了半自给的经济，从前日常用品大半是农民自己动手做。现在大半是到市场上去买了。因为土地集中很快，而耕地集中很慢，中国乡村的雇农是增加得也不多的。而半佃农自耕农则一天一天的丧失掉自己的土地。这样乡村的人口一天一天过剩，许多农民成了游离的分子，“流氓”、“土匪”、“盗贼”、兵士的数便一天一天增加起来了，而佃农雇工的劳动条件也更加恶劣起来。 3．这些土地既然是一天一天的收集到地主、豪绅、军阀、商人、高利贷者的手中去，他们用的方法不只是所谓“公开交易”，而是强占、抢夺、诈取等无所不为的。二十年以来，土地买卖，主佃转易的过程，是无从稽查，因为到县署立案报告者，只是这种土地转辗的极少一部分。那些用强抢硬夺，高利盘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是不可计算。 4．农村里的经济是向着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工业式的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仍旧非常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幻象，如热河、察哈尔及江苏沿江海一带，有所谓垦殖公司的组织，而实际上，这些垦殖公司并没有去垦殖，只是做土地贩卖的勾当，出租转租的勾当。 只有工业对于农业的影响，倒真真的引起了农业里的一些变动。就是原料的生产源源的在那里吞并稻麦的田地。 这些原料生产品，是和出口有关系的。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深入中国内地的关系。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是很积极的收买土地的，并且兼着做收买原料品的勾当。他是帝国主义秘密的收买机关，和物产的□□□□[21]，他也做得非常精细的，如甘肃等僻远的地方，没几处没有外国教士足迹。因为这种新的刺激，我们可以见到种棉、烟等的田地日益扩大。可是原料生产品的种植，仍旧是沿用着封建的剥削方式——租佃制度。在中国是看不见多少新式的大农场（плантация），只有农商部办的几个试验场。 帝国主义，基督教会因为收买原料的关系，和租田给农民播种烟叶等，便常常玩弄手段，不到二三年农民成了他们的债户，而再过几年，因为积债不清的缘故，差不多完全成了他们的奴隶了。所以原料生产品的发展，只是形式上的变换，封建制度的剥削，而实质上（土地关系的制度）是没有什么变动的。 除此之外，鸦片烟的播种，也是中国农村经济里的一件大事，夺去了种米谷的面积。这是因为鸦片烟是军阀收入的一大来源。所谓禁烟机关，实际是军阀做鸦片烟生意的营业机关。这种田地的面积也是在一天一天扩张开来，只许昌一县，从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十年之间，增加了二倍。在河南西部，有个师长，在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同志毋须努力”的现在，下命令给他治下农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种鸦片。在安徽北部十六县地方，有四十万亩鸦片烟田。 此外，中国的治水工程最近三十几年来，不但没有了政府方面的帮助，并且大大的破坏，再加以不断的军阀战争，便形成极端巨大日益深入的农业危机。这种农业危机，在现存制度之下，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我们分析的结果，都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可是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商品发展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将中国的经济资本主义化起来。可是，中国的资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范围之下，大多数是投入土地的一方面来，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却是建筑在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上面，而土地又渐渐的集中到地主、军阀、绅士的手里，他们用一切方法，强取硬夺的抢掠农民，于是中国的失地农民、流氓、土匪等游离分子一天一天的增加，因此对于这种土地所有制，要提出土地国有的党纲，不然，生产力是被阻止着永远不能发展。 土地的分配，我们不能详细说，因为没有材料，可是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农民是为土地而斗争，是没有疑问的了。 剥削农民的，除了土地所有制之外，尚有一种高利贷的钱庄资本。 自从帝国主义者侵入以后，高利贷资本更加发展。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银钱；一种是物产——米粮、种子、农具之类。第一类的利息之高已经可以使人惊奇的了，而第二种的债那是更来得特别。借来粮的归还法是用物产还物产的债，通常是两三倍。可是另一种方法是用物价折算银两大洋，往往要过十几倍，农民的血汗要完完全全挤干了去还债。如无锡有一件事，是很确实的证据。有个农民因为年岁荒芜，没有办法，向地主借了一担米，那时米价很高，要十六元一担。讲明次年还二担米，到了次年，年成非常好，只有四元钱一担米。农民挑了两担米去还债的时候，债主便另翻花样了，说：去年十六元一担，今年还两担要三十二元，今年米一担只值四元，四八三十二，要还八担米。……这种剥削，已是到了极高度的了。高利贷的资本主要的集中在钱庄和当铺里，利息之高，也是在城市中是见不到的。十年以前，南京乡村中的利息，年利要百分之九十六，一百元借款要还一百九十六元。 借贷事业之发展，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是更有系统的网络各个市场的经济。在香港和上海等城市中的借贷利息是： 香港每十元日利是一角八分 上海每百元日利是三分 平均工商业的年利不过是百分之十二——三十六之间。与农村中高利贷的利息比较起来相差非常之大——百分之六十四，还是最少限度的差额。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商人便经过中国银行，各地钱庄，建起高利贷的网脉。相差的利息收入，便成为各级的转辗机关的所分利润，农民的血汗，便成为他们利息的总来源了。各地的豪绅、地主，他们各有自己本地的行情市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更能通盘计算，“内地洋行”能够给他们很正确的材料，使他们能很灵便的指挥，转移他的资本，操纵一切。因此，钱庄、当铺等事业，实际也是广义的买办制度，高利贷者更是最下层的买办阶级的细胞和触须。 自辛亥革命到现在，中国小农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冲突，便是对于绅士、豪霸、地主、债主的冲突，他们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交锋接刃。 中国社会原来就是豪绅和平民的阶级分别：这是封建社会里的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豪绅及平民的阶级对抗，亦发生形式上的变更。因此，许多人就只看表面，不看实际，说中国没有贵族和平民之分。其实，“绅士”是中国贵族的名称。对于中国绅士和平民的分别，观察得不清楚，是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讲到贵族阶级，只是搬起教科书上的字义去量度中国的绅士，当然弄不清楚了，他们看不出中国绅士的贵族性的特点。有些因为自己是绅士出身，反而见到自身的特点。第二点，他们口头上叫着社会主义，而实际上，不去见到所谓平民中阶级分野，不去见到小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农不论他穷得如乞丐一样，他还是资本主义的分子，是一个小有产者啊。他们在各种土地所有制之下这些是和地主阶级对抗的。 绅士贵族性并不在要他有如西欧式的古代王公的贵族一样，要能传宗接代的世袭制度，中国绅士没有这种的方式。可是，我们就法律的、最形式的一点看来，便可以见到绅士的特点，在清代，每一治区（省和县），学官和县官，抚台[22]和学台等是分权的，秀才、童生是不割去头衔，不经过学官的判决，别种官吏是无权利去打屁股的，可以说这一种人是有他们的“屁股特权”。 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所谓国民革命之后，穿着长衫的人，还保有他的“体面”，即使个人是一亩田都没有，他说话总是很响亮的，而且有方法去取得田地的实际支配权。 不过我们记住一件事：辛亥革命之前，“商人”是不在绅士之中的，辛亥革命前后，绅士自己商人化起来，后来凡是有钱的商人都自然成为绅士（前清时代是做官的方是地方上的绅士）；就是绅商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名词了。 在这些时代的过程和经济的发展之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绅士地主是商业化，农民日甚一日的贫穷了。 我们在辛亥之后，可以见到一个中国土制的新名词，便是“绅商阶级”，因为日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我们统计表上可以见到各地的市场是在那里的发展，货物运输和进出的数量也是增的。我们如果找到这一切材料，可以见到发展的详细的情形，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来考察，现在只能说个大概。   这些数目字，可以表示出内地市场和对外进出的发展，这些是使中国各个地方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这个发展中间，在开始的时候便是剧烈的强暴的竞争着的。因为中国商业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才发展起来，牧师和封建的乡村制度便操纵这些营业，垄断原料，包办贩运等等，于是大的□□[23]的，成了独占的状态，而农民的失业和破产更加厉害。最大的独占者，从前是皇室——米盐等等必可得到的东西，和中国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瓷业、丝绸等等。到了后来，军阀代替了皇帝。在清末的时候已经有各地方官府开设招商局[24]之类的企业。 中国各省地方市场的发展，便在各省区形成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商业中心，以至于工业中心；这些地方市场的中心，相互之间是还没有联合成功一个统一的中国市场，可是同时，各个地方市场，直接的间接的已经和帝国主义的商业单独发生关系。 各个地方市场的向外发展，自然便是武装的冲突。每个地方市场的内部已有了新的组织——商会，他们是政府的库藏。这个组织里的各派都角逐着争到当地的政权，藉以发展自己的利益，我们在每一个县份里都可以见到几派绅士，可是他虽然是相互倾轧，而他们是一个阶级——“绅商阶级”。我们在上面所讲到的，可以看出他们发生的路径。 “中国因为有商业资本和特别的封建残余混合生长”，这便成为中国军阀的基础。这是史太林[25]同志的话。这句话的中国话的意义：军阀所谓“绅商阶级”的统治，便是商业资本化的经济，加上了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关系，——这一个阶级和这种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军阀的基础。地方市场的发展，是这种基础的动力。 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的问题，决不是机械的以教科书上的尺度可以衡量的，而要看得见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而在这上面生长的特殊的军阀制度的豪绅统治的权力，或者有人说，南京政府坐着蒋介石，他不是你们说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吗？那末，这个人他应该知道南京政府的实质。他应该知道：蒋介石能够做得成南京政府的主席，这是因为他自己成了军阀，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某一代表，是因为他自己投降封建势力。却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得胜了，所以蒋介石做了主席了。南京政府并不是有一个什么资产阶级，而是军阀的统治。 帝国主义者是经过这些军阀豪绅，高利贷者买办，吸取中国的原料，剥取中国的人民，阻碍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军阀，正可以使帝国主义者有了现成的代理人，用不着别开方面，想法子派一个南华或北华总督的像派高丽总督、安南总督一样。他们决不会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的。 各个帝国主义者，依据着各个中心口岸（汉口、广州、天津、上海等）各自发展势力，因为谁都不可能来独占中华，便早就有瓜分的口号，而现在实际上也等于瓜分了一样，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他们都是和各个独立的地方市场相配合。经过迅速的发展，日本统治了整个满洲的一切权力，香港的银行，管理了南中国的经济而至政治的命脉。帝国主义的瓜分，只是使中国的各地方市场的经济分道扬镳的各有其主，朝着离心化的倾向发展造成势力范围。很明白可以见到：列强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基础，正是在军阀的“绅商阶级统治”的制度和地方市场的经济系统。 注释 [1]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一种不具现实性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只凭主观愿望，提出广泛的改造社会的计划，幻想通过宣传、感化资产阶级和示范试验来实现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为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2]兴中会、同盟会，见本卷第250页注23。 [3]会党，指天地会、哥老会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清代民间秘密团体，孙中山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它们有广泛的联系。 [4]第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见本卷第250页注27。 [5]文武，即文王、武王，相传为周朝的贤明君主；周公，即周公旦，传说他制礼制乐，是西周政治家；孔孟，即孔子和孟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继承者。 [6]原文如此。 [7]指孙中山著的《建国方略》一书中“实业计划”。 [8]《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于上海，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迁北京出版，1920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1920年第11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1924年7月停刊。 [9]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提出保皇。辛亥革命后成立孔教会，宣扬孔子大一统论，并参加复辟活动。 [10]袁世凯，夺取政权后，实行专制统治，准备帝制自为，并恢复学校读经，进行祭天祀孔，为恢复帝制作张本。 [11]上海各马路联合会，即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五卅运动中，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 [12]这里说的是陈独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是用中、英两种文字草写的传单。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这一传单时，曾遭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逮捕，后经各方营救获释。 [13]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狂人日记》是他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击。 [14]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5]改丁归漕，即“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代役丁银逐渐摊入田亩征收，但未普遍执行。清代继续施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 [16]地方保甲，是中国封建时代管制和压迫人民的基层政治组织。保甲以户为单位，若干户为甲，设甲长；若干甲为保，设保长；若干保为联保，设联保主任。 [17]学台，是清代负责各地教育的长官。 [18]安南，今越南。 [19]直隶，今河北。 [20]原稿空5字。 [21]原稿4字不清。 [22]抚台，即巡抚，清代省级地方政府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 [23]原稿两字不清。 [24]招商局，清末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3年成立，总局设上海。 [25]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1)1929年冬至次年春，瞿秋白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是第三讲（上）。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2)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土地本来不能是通常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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