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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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无产阶级 我们分析中国的这一些的情形,主要的意义是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无产阶级的关系。 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数目虽然很少,但是不论他是中国人开的工厂也好,或是外国人帝国主义开的工厂也好,只要有了工厂,便一定就有工人,只要有商业的发展,有了轮船、火车,就有铁路、海员、码头等的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年龄和特性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但是这个工人是在外国厂做工,还是在中国厂做工,这里并不用去大分析,机会主义的分析,就注意到这一点。企图把这两部分互相对立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年龄,还是非常幼稚,大致说来,还只有一代的工人,两代的工人(就是他自己是工人,他的父亲也是工人)是非常之少,只有上海或许有一小部分。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是在于他和其他的阶级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者这些工人的本身,他在五六年以前还是一个农民,或者是手工业者,甚至他们还是一个有过土地的小农。或者这些工人,他们是不能保得住他们在工厂里的位子,他们时常会因为失业而又回到乡村里去。这种特点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因为他们接近手工业者和农村,他们就带了许多的弱点,许多非工业无产阶级的观念,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夹杂思想。但是也有强点,因为他们接近农民,许多农村革命运动,是这些城市工人去引动的。比如广东的海陆丰等地,以及北江等等农民区域里,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有很大作用的;江苏的农民运动里,如宜兴、江阴等地,上海的工人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我们来估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够用社会民主党的极死板的方法,一定要生产的大工业工人才能算是无产阶级,连轮船、火车上的交通工人都不算。如照他们那种定义,那么中国真正的大工业工人,至多也不过五十万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商业的特殊的发展,交通上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就是城市、乡村里许多苦力,在内地称做挑夫,这些人是没有租田的能力,他们是完全靠着当苦力谋生活的,他们的年龄比工业无产阶级还要长些呢。而且他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本身有二百万,依苏兆征[14]同志一九二七年的统计有二百七十五万人。再则,我们计算中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手工业工人也要算在里面,在集中的过程里面,许多手工业者已经失掉了独立的性质,不能一面做工,一面做商人,而他们是被商人雇佣,不过没有到工厂里去。比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相近的地方,许多青年女子,就是靠着和商务印书馆订书生活的,有许多贴火柴匣子的女工也是如此。苏兆征同志的统计有一千二百万手工工人,实际的数目是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的,因为那个统计是只以有工会组织的来计算的。除此之外,在乡村中还有许多一半靠自己的田,一半靠卖力气的农民,所谓半无产阶级。我们如其将四种成分合起来看,就是将大生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和半无产阶级合计起来,是有一个很大的数量的。我们大约的计算:工业工人有二百七十万人,城市的手工业有一千二百万人,乡村的手工业者和苦力一共约有五千万人,再加上很大数量的乡村半无产阶级,那就至少有一万万人以上,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小农、中农、贫农是不能计算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他们只能算做所谓“农民阶级”。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他的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当然在质量上很差。他和农民手工业者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还有不少的私有观念、地方主义、帮口的习气,以及其他的落后的思想。可是他另一方面的长处,是对于他领导彻底的民权革命上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和意义的。再者,中国无产阶级现时的斗争,已经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后,所以,他的力量,又在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亦是很重要的情形,不能够忘记的。 九、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 总合以上所讲,我们看见:中国的豪绅地主的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混合着,形成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之下,绅士地主和“农民阶级”的对抗,还在加强而剧烈。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货币关系和市场关系),亦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也就一天一天的剧烈和生长。 在这个两大对抗的形势里面,中国的统治者是什么状况呢?中国的地主、豪绅、军阀,是中国主要的统治力量。中国并没有如陈独秀的说法,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在革命失败之后,工农固然失败了,封建势力也挤下去了,而资产阶级握取了政权。而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豪绅地主利用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成为豪绅地主的政治上的附庸。在经济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非工业化、非民族化。他们和军阀混合生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附庸。 十、中国的钱庄资本问题 在这里我更要指出一个中国经济上的特点,这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银行的问题。中国银行状态的所以特殊,因为他的作用并不如外国银行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已经有了钱币资本,绅士地主便运用这种钱币资本和商业资本混合起来,用货币形式去剥削农民。中国的特点就是这些货币资本成为帝国主义“最下层”的工具,最接近被剥削的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工具。这些货币资本没有助成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货币资本,都是高利贷的形式。帝国主义银行的资本好像一架极大的机器,而高利贷便是这架大机器的最后齿轮。银行资本在中国,他不是像在西欧一样,有多大的财政资本的作用,事实上大半仍旧是等于中国旧式的钱庄。 一九一〇年之前,满清政府设立大清银行[15],到了民国元二年又设立中国银行[16],都是想利用华侨的资本来和外国的银行对立。在各地也设立了许多银行。上海、浙江……等地都有。可是银行的数目虽然一天一天加多,但是资本的数目不但没有多起来,反而是少下去。这些银行都只能成为军阀大官僚存放款子的外库。中国的银行事业,由企图供给工商业界,而变到成为运烟土、包税、高利贷……等等的投机事业的机关。所以中国的钱庄,他的信用却比银行更好些,他是帝国主义极有力的一个助手。上海有钱庄公会和银行公会,在五卅的运动中,银行公会是很爽快的答应罢市,可是钱庄公会就不肯,只罢了两天。钱庄的票子是很有信用,银行的票子就不能像钱庄的票子一样的有力。近年以来,钱庄的作用也变动了,成为买卖公债的机关。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危机——农业的危机已影响到工商业,而这些危机已经不是一种定期的危机,而是成为一种根本的危机了。——于是中国的钱庄资本(银行亦在其内),就成为军阀制度的附庸,成为极端畸形的最初积累资本的机关。 十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关税问题,外国的工业品,打破了中国的手工业,差不多消灭了中国的手工业,能够生存的,只有一部分能够适应外国市场的,和受了新的改组的。 中国的地位,是成为帝国主义吸取原料的地方,帝国主义者到中国吸取丝、茶、棉花、豆子……等等。在这个关系上,中国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农业的后方。 中国商业支配的权力,也都在帝国主义手里,内地的商人,实际是帝国主义商业的代理人。他们时常要借钱作为周转的用途。帝国主义的银行直接的,或间接的经过钱庄借出这些款子。有些人说,现在买办减少,而实际亦非如此。现在许多地方,有了中国人自己开的洋货公司,或是收买原料的行、会、商号,他们收来了再运出来卖给帝国主义。这样的关系,只是省了帝国主义者自己派人去收货,买办制度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这样的关系之下,帝国主义的势力如同一个铁网,网罗了整个的中国。例如英国,他在香港设立一个总行,在各地设立一些分行,再经过中国的商人、豪绅、中小地主、高利贷者,管理着整个的南部中国的市场,这个系统之中,便有极广泛的买办制度。 工业上,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在中国地方,建立工厂,因为是接近原料,又有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外国工厂,对于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中国的重工业,煤铁出产,更是多被帝国主义(日本、英、法等)吸取了去,并不供给中国的生产工业。在这方面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后方。 交通方面,权力也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在通商口岸发展了很大的商业,并且媾通了各地的地方市场。帝国主义侵入一个地方,他必定要发展那里的交通,媾通各地的联络,这是一般殖民地的特点。我们看印度和非洲等地铁路的先发展便可以明白。中国的铁路,有百分之九十八在帝国主义的管理之下,铁路在中国有很高的利息,都是帝国主义者取去了。航路呢,海洋线,是百分之八十五在英日的手里。内河线也有百分之四十六到百分之五十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大工商业既然都操纵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交通也在他们支配之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都被他们抓住了,而统率这个权力的,便是外国的银行,如英国的汇丰银行[17]、日本的正金银行[18]、台湾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19]等等。这种银行资本有很大的势力,这些银行在政治上他都握有很大的权力。我们以中国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来说,那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由北京政府一直到南京政府,有半个政府在外国人手里面,中国自己只有半个政府。如北京政府,经过许多变动,自袁世凯,徐世昌[20],段祺瑞,一直到最后的张作霖,可是有半个政府是不动的,这就是海关、监督、税务司[21],交通部的一半,这些重要的握有实权的财政机关,一直在帝国主义的手上,没有变动的。因为海关、盐税、铁路……等都抵了外债的利息,这些实际的财政来源,都交给了帝国主义的税务司等管理了。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统治着中国中央的财政,另一方面又操纵着中国全国的经济,那中国整个的经济命脉是在帝国主义手里面。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有支配的能力,他等于中国的“皇帝”。 但是帝国主义的能够统治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方面他是有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关税管理权,以及其他的权利,能够钳制中国的政府。北京的东交民巷[22],实际是中国的太上政府,他有一切决定政治、外交上的能力,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便是租界制度,这种租界制度,大家虽然也见到,但是他是有一个特殊之点,是没有人注意到的。这个特殊的地方,便是“出卖安全”,他能够保护有钱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在战争和革命的浪潮里给他们一种安全的保障,他有一种能力,吸引反革命力量,划出革命和反革命的战线。他们并且能训练中国的反动势力,给他们以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使他学习法西斯蒂化的方法。 这里,我们要讲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的英、日、美三个国家。美国的要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来将中国工业化,而是在英美冲突的世界的关系上的缘故。因为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国,英国对华的利益,商业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因为英国的整个世界贸易之中,对华的只占到3%—4%,他在中国的主要利益,是他取得了中国的财政统治权,他有中国的半个中央政府,中国的政府半个等于印度。英日的冲突固然还存在,可是现在主要的是英美的冲突了。美国的所以想钻入南京政府,不是想将中国来工业化,而是想和英国争夺这个财政权。此外英国对华的商业关系,香港的贸易,已经是在中国的利益的第二等了。英国对华的商业势力,大半是在南部中国。据英国人自己说,他经过香港,可以范围到八千万到九千万人口的中国市场。至于日本也是曾经想去掉英国的势力,拉了袁世凯失败了,又拉安福系,造成清一色的亲日的政治集团,想组织新银行团[23]等来和英国争财政权,订二十一条[24],取得青岛等等,可是在英美合作的打击之下又失败了。他们利益是最明显的,直接的侵略势力范围,南满成了他的殖民地,青岛也是一样,在那些地方连一匣火柴都只有日本货。因为日本不如美国,不能独立发展,全靠着侵略中国,原料和市场都在中国,如其他失掉了在中国的出路,就完全完了。因此他是最露骨的方式,武力的侵占,他的计划,不是全国的范围,主要的是在北方一带及满洲、蒙古。美国的向中国侵占,并不在于要原料,如棉花等他自己有,并且还有输出,铁、煤、煤油也都有,他要的是橡皮,是要在南洋群岛上的势力,那里的橡皮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美国人需要的,如汽车轮子等等要这种原料。他就首先要打击英国人的势力,夺取英国人在中国的财政统治权力。他是要准备由南洋到上海之间对于英国海上战争的准备。所以他要在上海附近筑汽车道、飞机站和无线电台等等,其次才是他在中国商业上一般的有增进。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一般的有相同的步骤,美国的想取得南京,也是在想先有一个势力范围,取得江浙的势力范围。其次,便是取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权。美国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是和英日没有丝毫的不同,一切所谓特殊的“美国作用”,都是机会主义的空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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