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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豪绅和农民的对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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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豪绅和农民的对抗问题(1)（一九二九年） 中国极大多数的富农，在高利商业资本的关系上，在农村小资本更加困难投入生产的关系上，比起俄国当初的富农来，尤其要偏重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所谓最坏的最低等的资本形式；而且还兼着用完全的封建地主的租田制度的剥削方式——这更是俄国当初的富农所没有的情形。因此，“中国的富农——大多数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残酷的方式来剥削农民的主要群众。”而且小地主的或半地主的富农，往往以乡村里的小绅士或小胥吏的资格，和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混合生长着，成为最直接的乡村统治机关的爪牙（包捐、包税、保甲、村长等等机关之某种部分）。固然，资本主义关系比较发展的区域，例如江浙、广东，的确有极少数的富农，单是自己经营农场，专用雇工的方法，而又兼着出租田地。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富农，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即使有的时候，甚至于是租种地主田地的佃农（为生产目的而租田的），都多少和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关联着（兼些高利贷或者包捐包税）。这种极少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发展前途，多份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于是在政治方面，他们亦必定要勾结豪绅，利用所谓“经济之外”的力量。 因此，中国的富农，极少实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多份是地主的封建剥削系统的代表。中国一切富农，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更加暴露他们不但不能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并且不能成为民权主义者。而一般的公律，只是“青天白日主义”的信徒。 中国国民党的统治，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统治，他保持着巩固着那军阀的“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混合生长”的政权，拥护着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他的社会基础，决没有移转到富农。绅商地主和农民群众的对抗，仍旧保存着主要的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列宁“用着全体农民”反对地主封建制度的公式，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仍旧是战术路线的总方针，亦是没有疑义的。可是，在俄国民权革命阶段的时候，富农虽然也并不是不利用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然而主要的还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能够成为民权主义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前，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系统，立于对抗的地位，——在这种时候，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尚且决不能够解释成联合富农的意思。那么，现在中国的富农，“多份是封建的地主剥削系统的代表”，和绅商统治的军阀官僚机关混合生长着，——这里“联合富农”的结论，尤其是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何况中国革命暂时失败之后，现在国民党往往能够利用富农来镇压农民运动，正是利用那种“青天白日主义”，散布党皇帝（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的合法主义。 总之，外国资本侵略之下，特殊的中国土地关系，绅商混合统治的军阀制度，破产失业的丧失土地的农民非常之广大，而工业资本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增高，受着多方面的阻碍，——农村里市场关系和货币关系发展，所引起的畸形的阶级分化，使农民的阶层在这资本主义畸形的发展之下有特殊的形势，而富农也就带着特殊的社会性质。农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的发展，亦带着畸形的状态。同时，豪绅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高利资本的剥削阶级之内各种部分的关系，以及富农对于军阀统治的关系，都有极可注意的特点。 因此，必须在农民问题里，注意下列的三方面： 第一，极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自耕农和佃农，都在绅商地主阶级极苛酷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之下，都是极大规模的贫民化的材料。贫农不必说，中农的广大群众，都在破产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自耕农和佃农，其中都有中农、贫农等的分别，都受着地主豪绅的军阀统治的压榨。“农民”之中虽然分泌出极端少的成分，变成富农，大多数更是一定变成半地主的富农，并且有许多半地主的富农，是从小地主破产贫困而“堕落”下来的；然而，这并不减弱农民和豪绅对抗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更加加强这种对抗。中国农民群众和豪绅地主的对抗，很明显的表现着封建社会性的对抗。小地主、半地主的富农，甚至资本主义的富农，在这个对抗里，（尤其是中国最近革命的过程之中，——农民群众平民式的摧毁封建的土地关系运动之中）事实上是站在豪绅地主阶级方面的。是赞助封建式土地关系的保存的。民权主义的力量只是农民群众的全体，而决不能在富农方面，就真从资本主义富农方面去找。 第二，中国乡村里，破产失业的过程既然非常之剧烈，也就不但有经常出卖劳动力的乡村无产阶级（雇农），并且有极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自己耕田的经济不能维持生活，而必须兼做雇工的。除农场工作之外，还有一种搬运等类的苦力。雇工的劳动条件，都是恶劣到万分，工资是极低的。乡村雇工的雇主，固然大多数是地主商人和官厅，可是，富农的对待雇工，只会比地主豪商在计算上更加苛刻。地主官厅等的“雇用条件”，与其说是“雇用”，不如说是强迫的劳役。商人也不是例外；而高利的债主，更是强迫债户做工还债。南方各省，这种苦力雇农之中，往往有很多农妇和儿童，跟着父亲、丈夫去做工，而不能领取工资。至于普通雇农之中，长工的劳动条件比较固定些，有住宿和伙食的供给，有每年或每月的工资，然而也是很低的；短工的工资看各地情形不同。中农往往亦用雇农，大半都是短工。最近饥荒之中，更有以“以工代赈”的名义，驱使饥民做工，不付工资，而只发极少的米粮（一日三合米，陆两）。 中国农村之中雇用劳动的使用，不是不广泛；可是，有两点可以注意：（一）农村资产阶级（雇工的富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固然也在增长，可是，还大半隐蔽在豪绅役使平民的总形势里——大多数的雇主是地主豪商，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雇用条件，是由他们支配着，富农的不能有几多事实上的不同。然而“宗法社会的浪漫主义”恰好是富农利用的工具，说什么“亲友帮忙”等等，而剥削雇农和短工。（二）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大半还是模糊的，一方面是因为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他们的斗争，不能和争土地的斗争分开；别方面，更因为极大多数还保存着自己耕田的小经济，反对雇用条件上的剥削，不能明显的感觉到。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正要脱离“农民的”共同利益的圈套，而争取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农民群众的民权斗争，独立的去发动抗税抗捐等的斗争，要认清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是土地革命的巨大力量，同时，主要的，亦要认定封建社会性的对抗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指出农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当然，如果保存“不加紧反对贫农”的口号，就不能有真正组织农村工人的工作，不会加紧他们的斗争，提高这些最落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至于否认资本主义富农的存在，否认田租高利剥削之外，还有农村中劳资斗争的任务，那就不用说了。 第三，中国军阀统治之下的混战和豪绅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竞争排挤，是如此之剧烈，形成将近二十年的割据局面，互相斗争的紊乱状态。这种情形，不但影响到一般群众的破产失业和生活恶化，而且还加紧每县每区之内的小豪绅小地主之间的吞噬：每一县的豪绅之中往往也分成两三派，而经常的斗争着。乡村中的小豪绅小地主以至富农，为着保持和争夺自己剥削所得的份数，往往依附着某派军阀官僚，某派大的豪绅地主，反对另一派（青天白日主义）。农民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总斗争之中，这些富农小豪绅的“反抗”军阀，是以造成一般群众的幻想，以为他们亦是革命的，或者以为他们的斗争道路（勾结军阀，大刀红枪的迷信方法）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如果半地主的富农，在斗争转到抗租形式的时候，比较容易暴露反动的面目（小豪绅小地主的反动面目，当然，更容易看得出），那么，资本主义的富农对于群众的反动影响，就比较得更加厉害些。所以，否认这种情形，而忽视争取农民群众的任务，必定间接的赞助资产阶级和富农，以及其他反动思想对于农民群众的影响，何况是联合富农的口号！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原件无写作时间，这里的时间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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