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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或者,不过他终是不能说话,很年轻的学生……据华大夫说是种神经衰弱的病,你看他的面色,那样的苍白,也像是个神经质很发达的……”

  “我自然尚不能很多的读西洋的哲学书,但我以为带诗意的哲学思想,与富有哲理的美好的诗,那是人类精神之最高的结晶体。不要说悲观……悲观也好,乐观也好,如你所说愉快活泼是宇宙中为我们预备下的工作力,但我相信泪痕与忧歌,也是人类在梦的生活中的真诚表现……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即泪或也是罪恶……”

  “我在英国时,是读的哲理的书为多,自然,在旧日的哲学界中,悲观论自成一派,即如中国说达生,与在宥的庄子的作品,最容易为青年喜读,然这等思想,若普及于一般青年的学生,我以为也太危险了。东方思想空虚的多,近于诗意的多,诚然在欧洲也有此一种的学说,但却不能十分兴盛……”柏如说到这里,天根便回过头来道:

  “我不明白你是怎样说法?”

  “天根,你不要这等不像个少年人的态度,你……正是如春日的光明与发扬一般。愉快与活泼,是宇宙中为我们预备下的工作力,我们那便可抛弃了呢!……哦!你想家吗?不过你过于想家,反使得家中的母亲忧郁的记惦,你可以安心呵!”

  “因为泪如没罪恶,为何单着在人类的身上?人类的身体,便是降罪与罚的模型,不过泪同时也可来洗涤人生的罪恶,虽不能用积极的方法,去将坠在深渊中的灵魂救起,却至少也能少少慰安灵魂的忐忑呵!……”一阵微风吹来,由湖滨上吹来了一些花草萌发的自然的香气,天根便不再言语。

  “哦!你说我们妇女多半是有神经质的吗?”

  “你说的自然也有学理上的根据,其实我只是还有个疑问,为什么神经质的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大半是不生在极穷困的人们的身上?我想这倒是研究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个疑问。”

  “你刚由院里下班回来吗?”

  “也许是的,面包比思想还要紧要……但智与情中的饥荒也不是穷困人们的苦恼的源泉呵!”

  说到此处,两个人都没了言语。夕阳的余光,闪烁地散在林中,水波微动着,被小的鱼游行出些细的泡沫来。过了一会,这两个女子,挽着手儿,便到学校中晚餐去。

  § 十四

  天根在德国人的医院中,直到第三天,他方完全的恢复了知觉,只是身体虚弱尚不能起立。这时柏如已来看过一次,并且给他在学校里请了一个长期的假,因为那个华大夫说他这个病,宜于天然疗养,若再过用脑力,怕将来有妨害的。于是天根也听了柏如的劝告,即在这医院中静养几日。那位华大夫,在中国差不多十五年了,说得一口很完备的中语。每天总要过来看诊两次,另外有那位常常来的女学生看护他。他这时心地倒反为清静,只是幻想中的凄凉,也时时深浸到少年的心里。有时听见窗外细碎的鸟声,自己反恍恍惚惚地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作他看护的女学生,是个外省人,名叫芸涵的。她是自在怀抱中,已随她的父母,作了耶稣的信徒。这时正在华大夫的医学校中学习德文与各种医学上的知识。她的普通英语,从前随着她父亲在澳门时,却不费力,学得一些,所以论起说话的程度,在那时却比天根高得许多了。她最是活泼而聪明,有时在天根身旁读书与他听,有时唱她家的村歌,使天根感得到愉快!不过天根听她用广东的土语唱歌,却一字不懂,惟从柔曼的音调里,却得到很多的快感!她才二十岁,瘦瘦的面容,秀长的眉下,有一对玲珑的目。每每当她来时,天根便觉得放下了种种的希望与幻想,同她谈笑。不过有时自己以为不应该;然又转念这的确是纯粹的美的感悦与慰藉呢!

  芸涵本来欢笑着同他谈话,突然听到他这种问法,便骤然变了红润的面色,凄惶的答道:“我曾没有听到家字这个字,在你没说起以前。我还有家?谁还来纪念我呀?你以少年的学生,哪知道人间的悲苦!”

  昨夜下了一场细雨,第二天天色阴阴地,没有晴。院中的残香,在阴天中更轻妙的容易嗅到。天根这时已能起立,正坐在一把软垫的自转椅上,闭目沉思。一点过去十五分,芸涵照常例的时候来到。天根便笑着让她坐,她问了天根身上觉得如何;吃过药后曾睡眠没有的话,便坐在对面的蒙了白色罩单的沙发上。两个人谈了些闲话,天根忽然向她问道:

  她一气说到这里,便突然停止了她的谈话,看看天根的面上道:“你刚病好了,我专为来看护你,不料却说出好多的话来,惹你劳神静听!不说也罢,因为以后的事,我至今记起,尚觉心颤!你听了更容易受激刺!病后的人,是不相宜的。”

  天根惊了一下!自知不应该说这句话,但也没有法子,只好听她往下说去。

  天根听到她末后的一句话,心中便似乎受了一个打击!

  在沉默中,过了有三分钟的时候。她又继续着说:

  “四海为家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句强自宽解的说法罢了!我在八九岁时,不独有家,而且是个富有资产与快乐的家。我父亲是个笃信耶教的人,他从二十几岁在美洲营那种苦工生活,本来我们那里在多年以前,就有许多人由家乡中跑到外国去谋生活,这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他却不能与别人相比,因为他在外国,什么苦头都吃得过,他有时说起来,简直比近人的笔记与传说,有过无不及。但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二十年中,成天成夜的与生命奋斗,他不曾诈人,也不曾为自己的利益,而弃了自己的责任,因此他竟在美洲的最早的中国侨民中,成了一个资本家。那时他是由在某处,从下金矿作苦工起,一直到他多少有点资本,这都是他耗费了血与汗,一步一步集得起来的,并不是榨取他人的资财与受祖宗的遗产得来的。

  及至过了四十以后,他方取得一部分的财产,重回到故乡来,将那边的事业,委托了友人,暂经营着。自己重回到二十年久别的故乡来,那时他的土话,已是很艰难地去学习着说……由此便买了一点田产,将我家已颓荒的房屋,重新修盖起来。后来经人介绍,便与我的母亲结了婚。本来我母亲,也是个耶教的信徒,是在本地圣灵学院,——自然是耶教中人所创办的——中的女学生,那时我父亲早已受过洗礼,本来没有再结婚的思想,后来究竟觉得寂寞,而且对于将来,常常发生希望,于是经一位美国的老女教师的介绍,便同我母亲结婚。过了四年以后,不幸的我,便在临着南海之滨的医院中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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