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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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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生的回国，给我以极大的欣喜！《大众生活》的刊出，给我以极大的兴奋！我对着登载《大公报》上的《大众生活》四个大字呆看了好久：我分不清我的情绪是兴奋，是高兴，抑是悲哀，更无法用度量衡来测量我兴奋的程度。 一别二年的《生活》在这个大时代复活，是很使爱他的人担忧他的寿命的。因为常站在与大众对立的地位的人们和侵略者，与我们求民族独立生存者的行为是敌对的。这样一个代表大众喉舌，代表反抗侵略者的急先锋的刊物，是很易遭到夭折的。我们的《生活》，《新生》，就在这二种压力下逝去，不，永远生存着！ 因为我们爱《大众生活》太深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它生存着，给我们一些安慰。请先生在可能范围之内，避免无谓的牺牲。我有二点感想不知可供参考否：（一）对国内少攻击个人，评击个人，读者看了虽然称快，但会引起被评击者的妒视与仇恨，这形成刊物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我国要人们确是太不像话，但我们应从大处着眼，个人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产物，不应该称快于一时，而忘了未来更大的责任。我们所要的是更迭整个社会组织，不仅仅要求更换几个要人。（二）关于对外，尤其是我们的侵略者中的急先锋，说话要用些特别的工夫。只要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是能明白所指者是谁。我认为以上二点，并不能指为与恶势力妥协，应该是我们的战术！（下略） （李涵 十一月廿二日 天津。） （二） 刚才把《大众生活》创刊号看完，现将读后感想告诉先生： 先生以前主编的《生活》周刊，我定阅年余，不幸因故停刊。接着杜重远先生办的《新生》我也定阅过，但也不得善终。这初生的《大众生活》，我很盼望它能自自然然的发荣滋长，但前途吉凶，和我们大众一样，是否能生活下去，未可预卜，望先生格外注意，勿使夭折。 （袁芝生启山东 十一，廿。） 近来我们接到许多读者好友的信里面，有不少是在替本刊担忧，很诚挚地希望本刊不要“夭折”，这种隆情厚意，实在使我们受到很深的感动；我们除敬致无限感谢的意思和更要格外努力外，还有几句话要提出来说说，因限于篇幅，仅随便拣取两封信发表如上，藉作答复。 我们当然要尽力之所及，使本刊不要“夭折”，因为我们要藉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我们说“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很彻底地明白，这只是大目标所需要的全部工作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说“一种工具”，我们要很彻底地明白，这只是大目标所需要的许多工具里面的一种。再说得明确些，我们是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部分”和“一种”的工作。 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固然要“格外注意，勿使夭折”，但是万一虽“格外注意”而仍出乎拯救力以外的“夭折”，我们却不因此灰心，却不因此停止工作，换句话说，“解放运动”的进行并不因此而停止或消灭，时代的巨轮还是朝前迈进的。而且这里被压下去，那里要奋发起来；今天被压下去，明天要奋发起来。在这样的形态之下，李涵先生所谓“永远生存着”实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在“大目标”之下，在时代的“大运动”里面，应该前仆后继地向前迈进，决心干到底，一息尚存，决不罢休。就是一个人死了，——不是寻短见的死，或“无谓牺牲”的死，是干着于“大目标”“大运动”有多少贡献的工作干到死——“大目标”“大运动”之下还有无数的伙伴们向前迈进。个人的得失生死，不算一回事。由这样的观点看去，我们就只有“兴奋”，没有“悲哀”，永远没有“悲哀”！ 最后的胜利必然地是属于英勇斗争的被压迫者的方面，必然地是属于英勇斗争的大众方面，我们本着这样的认识，共同向前奋斗努力，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就只有望着“大目标”“大运动”各尽所能地向前干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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