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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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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言的叙事诗，在这时候，并不发达。叙事诗的构成本比抒情诗为难。抒情诗可以脱口而出，叙事诗则非有本事，有意匠，有经营不可。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诗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二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而这两篇，却都是很伟大的作品，结构都很弘丽，内容也极动人，遣辞也很隽妙。民间叙事诗，假定在那时已经发达的话，这两篇却绝不是纯然出于民间的，至少也是几个杰出于民间的无名文人的大作，而经过了几个大诗人的润改的。这两篇大作便是：《悲愤诗》（相传为蔡琰作）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先说《悲愤诗》。 【天宝遗事，指唐代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因玄宗年号天宝，故称。】 【应伯爵，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的帮闲人物。】 《悲愤诗》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绝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弹词”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经历。由黄巾起义，她被虏北去起，而说到受诏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的苦楚为止。（琰为邕女，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陈留董祀。）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么？如此情调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样的恋爱的情绪，在千百种的幻形中写出，以同一样的人生观念，在千百个方式中写出，都是可能的；却从来不曾有过，以同一个的故事，连布局结构都完全相同的，乃用同一种叙事诗的体裁，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连续表现三篇之多的。 《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见《续金瓶梅》）。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问题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见其为《悲愤诗》的放大。此外，尚有两篇《悲愤诗》，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写的呢？楚歌体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写得比较简率些，五言体的《汉季失权柄》则写得比较详尽些。《后汉书》谓：“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则此二章，五言体的与楚歌体的，皆是琰作的了。 但所谓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体的二篇。或者原作本是楚歌体的；成后，乃再以当时流行的五言体重写一遍的吧？不过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练句造语；一开头便自叹薄祜遭患，门户孤单，自身被执以北；以后便完全写的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没有一句空言废话。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习气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过，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写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么痛斥卓吧！诗中叙述胡兵掳略人民的事：“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的《秦妇吟》。像这样的诗，虽用第一身的口气写之，实颇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最有可能的，是时人见到了琰的《悲愤诗》，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体重述了出来。后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当为琰之作的了。五言诗体到了这时，正到运用纯熟之境，作者们每想以这一种新成熟的新诗式，来试试新的文体，而五言体的《悲愤诗》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二大名作，便是他们的伟大的试作的结果罢。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颇有许多意见与问题。但其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一篇最宏伟的叙事诗，却没有一个人否认。此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归愚以为是“古今第一首长诗”。叙的是一个家庭中的悲剧。其著作的时代似较晚，当是五言诗的黄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话，此诗也是“汉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时人”所著的了。然论者对此，异议尚多。 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汉人乐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诗，如《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愤诗》也在汉末出现。又魏黄初（约公元225年）间，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这个时代（公元196～225年）的时候，写作叙事诗的风气确是很盛的。所以《孔雀东南飞》之出现于此时，并无足怪。五言诗在此时实已臻于抒情叙事，无施不可的黄金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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