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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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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的三个时期——雅正的趋势——赵鼎、岳飞等——康与之与张孝祥——辛弃疾——陆游、范成大、刘过等——姜夔——史达祖等——吴文英——黄升、王炎等——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陈允平、文天祥、汪元量等 一 南宋词与北宋的一样，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词的奔放的时期。这时期恰当于南渡之后，偏安的局面已成，许多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个中国陷于“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千年以来的东西两都，俱沦为“异域”，无恢复的可能，颇有些愤激难平、“髀肉复生”之感。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诗人们当然也很要感受到同样的刺激的。这个时候的诗人，做着“鼓舞升平”或“渔歌唱晚”的词，以涂饰为工，以造美辞隽句为能的当然也很有几个。然而几位可以代表时代的大诗人，如辛弃疾，如陆游，如张孝祥他们，却是高唱着“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的，高唱着“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张元干《贺新郎》）的，高唱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的，高唱着“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诉衷情》）的。总之，他们是奔放的，是雄豪的，是不屑屑于写靡靡之音的。柳永直被他们视为舆台。周美成的影响，也不很显著。苏轼的第一类的词，即“大江东去”一类的政论似的词，在这时却大为流行。一时有许多人在模仿着。最初是几位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在写着，以后是有天才的辛与陆，再后是刘过诸人。这一类的词的流行，完全是时代所造成。一方面为了金人的侵凌，一方面也为了苏氏的作品，受了久压之后，自然地会引起了许多人的奔凑似的去欣赞他、模仿他了。 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改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外患已不大成为紧迫的问题了。因为金人有了他们的内乱与强敌，更无暇南下牧马。南宋的人士，为了升平已久，也便对于小朝廷安之若素。于是便来了一个宴安享乐的时代。像陆放翁、辛稼轩的豪迈的词气，已自然地归于淘汰。当时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著意于写隽语，便是如吴文英之用全力于遣辞造句。这时代的作家自姜、吴以至高（观国）、史（达祖）都是如此。他们唱的是“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姜夔《疏影》）；唱的是“柳边深院，燕语明如剪”（卢祖皋《清平乐》）；唱的是“燕子重来，往事东流去。征衫贮旧寒一缕，泪湿风帘絮”（吴文英《点绛唇》）；唱的是“倦客如今老矣，旧游可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看花南陌醉，驻马翠楼歌”（史达祖《临江仙》）。这时候，苏东坡氏的影响已经过去了，“大江东去”、“甚矣吾衰矣”一类的作品已被视为粗暴太过而遭唾弃。周邦彦的作风却是恰合于时人胃口的东西。于是如姜氏，如吴氏，如高氏，如史氏，便都以雕饰为工，而不以粗豪为式了，便都以合律为能，而不以写“曲子内缚不住”的作品自喜了。他们精琢细磨，他们知律审音，他们絮语低吟，他们更会体物状情，务求其工致，务求其胜人。他们都是专工的词人。他们除了词之外，一无所用心。他们为了做词而做词，一点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有时写得很好，很深刻真切，有时却不过是美词艳句的堆砌而已，一点内容也没有。张炎评吴文英的词，以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话最足以传达出这时代一部分的词的里面的真相。 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雅正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看见了元人的渡江与南宋的灭亡，应该是多痛哭流涕，感叹悲愁之作；应该是多愤语，多哀歌的，应该满是“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的句子的。然而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目睹蒙古人的侵入与占据，且亲受着他们的统治之痛楚的几个大词人，如张炎、周密、王沂孙诸人的词，却在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他们的痛苦与哀悼。如张炎的词颇多隐含着亡国之痛，却都寓意于咏物。为什么他们发出的号呼，却是那样的隐秘呢？这个原因，第一点，自然是为了蒙古人的铁蹄所至，言论不能自由；第二点，却也因为词的一体，到了张炎、周密之时，已经是凝固了，已经是登峰造极，再也不能前进了。他们只能在咏物寓意上用功夫。只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风为极则。张炎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至，词亦至焉。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雅正二字，便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为了要求雅正，要求一种词的正体，所以排除了一切不能装载于“词”之中的题材。他们于音律谐和之外，又要文辞的和平工整，典雅合法。此外，所谓“词人”多不过翻翻旧案，我学苏、辛，你学周、张，他学梦窗、白石而已；很少有真性情的作家。 词到了这个时期，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词人的措辞，一天天的趋向文雅之途，一天天的讳避了鄙下的通俗的习语不用。像柳永、黄庭坚那样的“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歌之”的样子已是不可再见的盛况了。即像毛滂、周邦彦那样的一歌脱手，妓女即能上口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了。她独自在“雅正”，在“修辞”上做功夫。而南曲在这时已产生于南方的民间，预备代之而兴。金、元人所占领的北方，也恰恰萌芽着北曲的嫩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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