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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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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的出现——散曲的来源——南曲与北曲——小令与套数——元代散曲的前后二期——前期的作家们——大诗人关汉卿——王和卿与王实甫——杨果、商挺等——冯子振、卢挚、贯云石——白朴——马致远——马九皋、张养浩等——刘时中、王伯成等——后期的作家们——张可久与乔吉甫、徐再思、曾瑞等——钟嗣成——杨朝英与周德清——吴西逸、吕止庵等——女作家王氏 一 当金、元的时候，我们的诗坛，忽然现出一株奇葩来，把恹恹无生气的“诗”坛的活动，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使之照射出万丈的光芒，有若长久的阴霾之后，云端忽射下几缕黄金色的太阳光；有若经过了严冬之后，第一阵的东风，吹拂得青草微绿，柳眼将开。其清新愉快的风度，是读者之立刻便会感到的。这株奇葩，便是所谓“散曲”。但这里所谓“忽然现出”，并不是说，散曲乃像摩西《十戒》版似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的生命，在暗地里已是滋生得很久了。她便是蔓生于“词”的领域之中的；她便是偷偷地在宋、金的大曲、赚词里伸出头角来的。 她的产生的时代，已是很久了。但成为主要的“诗”体的一种的时代，则约在金、元之间。金、元的杂剧是使用着这种名为“曲”的诗体，成为她的可唱的一部分的。在更早的时候，“诸宫调”也已用到她成为其中“弹唱”的成分。宋人的唱赚，也是使用着“曲”的。所以“散曲”的实际上的出现，实较“剧曲”为更早。惟其成为重要的诗人们的“诗体”，则恰好是和“剧曲”同时。创作“杂剧”的大诗人关汉卿也便是今所知的第一位伟大的散曲作家。 散曲可以说是承继于“词”之后的“可唱”的诗体的总称，正如“词”之为继于“乐府辞”之后的“可唱”的诗体的总称一样。其曲调的来源方面极广，包罗极多的不同的可唱的调子，不论是旧有的或是新创的，本土的或是外来的，宫庭的或是民间的。但在其间，旧有的曲调，所占的成分并不很多，大部分是新闯入的东西。在那些新闯入的分子们里，最主要的是“里巷之曲”与“胡夷之曲”，正如“词”的产生时代的情形一样。 散曲通常分为“南”、“北”二类。北曲为流行于金、元及明初的东西。南曲则其起源似较北曲为更早，但其流行则较晚。差不多要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我们才见到正则的南曲作家的出现。当北曲成为金、元诗人们的主要诗体之时，南曲似还不曾攀登得上文坛的一角。所以北散曲似是出现于杂剧之先，而南散曲的出现则要在戏文的产生之后，也许那时候已经流行于民间了。但今日却没有她存在的征象可见。所以这里所讲的第一期的散曲的发展，只讲的是北散曲。 南曲和北曲，其最初的萌芽是同一的，即都是从“词”里蜕化出来。金人南侵，占领了中国的中原和北部，于是中原的可唱的词，流落于北方而和“胡夷之曲”及北方的民歌结合者，便成为北曲，而其随了南渡的文人、艺人而流传于南方，和南方的“里巷之曲”相结合者便成为南曲。 无论南曲或北曲，在其本身的结构上，皆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定式，一是小令，二是套数。小令起源于词的“小令”，是单一的简短的抒情歌曲，常和五七言绝句，及词中的小令，成为中国的最好的抒情诗的一大部分。小令的曲牌，常是一个。但也有例外者，像：（一）带过曲（此仅北曲中有之），例若“沽美酒带过太平令”、“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等等。（二）集曲（流行于南曲里），系取各曲中零句合而成为一个新调，例若“罗江怨”，便是摘合了《香罗带》、《皂罗袍》、《一江风》的三调中的好句而成的。最多者若“三十腔”，竟以三十个不同调的摘句，合而成为一新调。（三）重头，即以若干首的小令咏歌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景色或故事。例若元人常以八首小令咏“潇湘八景”，四首小令咏春、夏、秋、冬四景，或竟一百首小令咏唱《西厢》故事等等。惟每首韵各不同。 “套数”起源于宋大曲及唱赚。至诸宫调而“套数”之法大备。套数是使用两个以上之曲牌而成为一个“歌曲”的。在南曲至少必须有引子、过曲及尾声的三个不同之曲牌，始成为一套。在北曲则至少须有一正曲及一尾声（套数间亦有无尾声者，那是例外），无论套数使用若干首的曲牌，从首到尾，必须一韵到底。 在元末的时候，有沈和甫的，曾创作了南北合套的新调。这南北合套的出现，反在今知的纯粹的南曲散套的出现以前。我们由此可知，南曲的存在，是较今所知的时候为久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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