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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之际文坛概观(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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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说来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铁腕，扼住了中国政治的咽喉，不让旧日的汉族士大夫阶级，有扬眉吐气的余暇，但同时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驻防，与乎西南方的商贾们的交通，社会上的经济生活似乎还有突进的发展的现状。钞票是在这个时代中最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一来“巡礼”，便留连的不忍归去。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者为最多。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题着“古杭书会”或“古杭才人”新编的已有二种。这可确见“古杭”在这时代的前半叶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这又可见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中国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其经济状况是很发达的。而一般人的经济的力量，也似乎并不比前落后，也许是更有进步。因了士大夫阶级的崩坏，农民们似乎确是少了一笔重担。（那时的士大夫已混入“编氓”之中）因了外国人的加多，国外贸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阶级的势力更突飞的进展不已。钞票的发行，此当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种新的压迫。在文学上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描写士、商的恋爱冲突的剧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实甫的《苏少卿月下贩茶船》（关于这个题材，作者极多，散曲中也有《双渐苏卿问答》，剧本也不止王氏一种；但他剧皆佚，惟王剧尚有辑本）。其他如《救风尘》（关汉卿）、《青衫泪》（马致远）等等也都以这个冲突为主题。 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从前的文人们，除了几个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间者外，余者都是力争上流，从事于庙堂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即有寥寥的几个，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间的新兴文学的，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已。但这时候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文人们并不是为了偶尔的高兴，“屈尊降身”以与民众相周旋。他们却是为了切身的生活问题，来向民间作“文人”的了。他们为一般人民作剧本，写故事，著新词，完全为的是经济关系，生活问题。他们开始以写庙堂文学的同样用力与专心与谨慎，来写民众的文学，来为民众编纂日常习用的书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士大夫为民众们所使用。这个异常的社会状态，使得汉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一次异常态的空前的一幕；即在习见了无数的古典文学的努力者之后，我们在这时却第一次的见到无数的大作家，为非古典文学而努力着。这使中国文学，透进了绝清新的空气，这使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伟大的崭新的著作；特别是杂剧戏文，以及小说。可惜这个时代太短促了，昙花一现之后，便一去不复来了！（随了蒙古族的统治势力的过去而过去）中国又开始堕入另一个古典时代之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文人们仍然在无人知的境地里，为那些新体文学而努力着，然而他们的势力却已微弱得多了。戏曲的写作者虽仍然不少，却已不单是为民众而写作的了。假如这个封建社会的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经济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恐怕文学革命运动，要不待现代的十几年中方才绝叫着的罢。可惜这个“变态”的社会，究竟只能够若昙花的一现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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