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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之际文坛概观(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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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己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 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䩺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䩓靴，里儿与靴䩓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䩺，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 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好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脞语》。） 逍遥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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