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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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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元代商业的繁盛与商人地位的增高 而同时，商贾们的地位却突然的爬高了几层，重要了许多。和士人阶级的没落，恰好成一极明显的对照。 杭州虽是故都，但依然繁华如故，并不因南宋的灭亡而衰落下去。也许反因北方人的来游者多，藩邦外国人的来往经商旅行者多，以及驻防军队的数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显得有生气起来。作剧者关汉卿到杭州来过。而曾瑞卿来到了杭州之后，便定居于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许多剧本都是刊于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发见于此。她成了元这一代的“文化城”。郎瑛《七修类稿》云：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时人目为销金锅，相传到今，然未见其出处也。昨见一《竹枝词》，乃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语。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 所谓“销金锅”也便是商业中心之意。其实在元这一代，于杭州外，附近的松江，——驻防军的大本营所在地——茶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庆元（连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这些，都还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还不在其中。 “江南”素为财富之区。南宋的政府，诛求尤酷。元代所谓江南，即指最繁荣的： （一）江浙行省 （二）江西行省 （三）湖广行省 而言。据《元史·食货志》，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而商税的收入，历代都占不大重要的地位者，这时却大为增加，大为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到了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元史·食货志》）所谓百倍，即约四百五十万锭也。仅江南三省已占了四十万零三百八十五锭多了。计： 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三十两三钱 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三钱 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九钱 较之“夏税”已多四倍，而盐税，酒税，茶税，互市税尚不在内。可见这个时代的商业的隆盛，商人负担能力之惊人。市舶司的税，至元间，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后禁商入海，罢市舶司。不久，又屡罢屡复。惜未详其税入的总额。想来，那笔数目必定是很可观的。 酒税为国赋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仅“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其他可知。 天下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而两浙之盐，独占了四十五万引。江西、湖广及两淮等处的盐引也不在少数。在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里，江南三省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数字的。 茶的总枢纽为江州，总江淮荆湖湖广之税皆输于江州的榷茶都转运司。天历二年，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而其岁征之数，凡得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 还有种种的杂税呢，且不说了罢。总之，就商人的负担之重，——从古未有之——便知元这一代从事于商业者是如何的占势力。他们成了国家的重要的础石。国税从他们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而元地域那末广大，兵威那末强盛。为商贾的往来，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碍。其商业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旧唐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而元这一代，商人却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了。他们和蒙古民族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必要的往来，其接近的程度当然较士子们为密。而元代又有“入粟”为官之例。由商人一变而为官吏，当也是极平常的事。 处在这样的优越的条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其胜利权，当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冯魁、柳茂英们，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们的鸳鸯，而夺取了她们去。秀才们忍气吞声，妓女们没法挣扎。 他们只是幻想的等候着以另一种势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来夺回了他们的所爱。 而这幻想却终于是幻象而已。这等候，却终于是不会在实际社会上实现的。 为了戏曲家们的本身便是“士子”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托在秀才们的身上，而往往给商人们以一个难堪的结果―这正足以证：在实际社会上，秀才们恐怕是要吃亏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样的“过屠门而大嚼”的团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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