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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全唐诗》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诏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

  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

  《诗苑类格》 白乐天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

  《唐诗别裁集》 乐天忠君爱国,遣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外间“妪解”之说,不可为据。

  (元稹)白乐天同对策,同倡和,诗称“元白体”。其实远不逮白,白条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也。

  《说诗晬语》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

  《白话文学史》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集》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

  …………

  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没有什么文学主张。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提出他们所以要说老实话的理由,这便成了他们的文学主张了。

  …………

  这种文学主张的里面,其实含有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种顺从民意的政府。……他们又主张设立采诗之官,作为采访民意的一个重要方法。……

  …………

  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尚质抑淫,著诚去偏”,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

  根据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元、白二人各有一种诗的分类法。白居易分他的诗为四类:

  (1)讽谕诗:“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2)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4)杂律诗:“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他自己只承认第一和第二两类是值得保存流传的,其馀的都不重要,都可删弃。

  (这是《长庆集》中分类;后集只格诗,律诗二类)

  元稹分他的诗为八类:

  (1)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

  (2)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3)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4)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5)律诗

  (6)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7)悼亡

  (8)艳诗 (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1)讽诗 (一)古讽 (二)乐讽 (三)律讽

  (2)非讽诗——古体,律体等。

  …………

  但那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又是一个朋党暗斗最厉害的时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时代的牺牲者,元、白贬谪之后,讽谕诗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闲适的路,救世主义的旗子卷起了,且做个独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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