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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时报怀旧记(上)


  我从十七岁踏出了学堂门,为了生计问题,奔走衣食,所就的职业种类,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没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顾而之他。只有在上海的时报,为期可算最长。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服务至十四年之久,要算是最长的了。而且即便与时报脱离以后断断续续,一直与新闻界为缘。从前有人说:新闻界也是一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一浸,便很不容易脱色。这也未必然吧?我有许多新闻界的老朋友,早已跳出这个圈子了。不过我还是执着,对于这十余年来的时报,至今还寤寐不忘。

  从前上诲的报馆,那有现代报馆的设备完全,规模宏大。即以时报的编辑部而言,最初只有一位总编辑(以前称总主笔),是罗孝高君。罗君脱离后,实在没有什么总编辑名义,编辑部就是三个人主持,一编要闻,一编地方新闻,一编本地新闻。自我进时报以后,陈景韩编要闻,我编地方新闻,雷继兴编本地新闻,(那个时候副刊也还没有咧,但狄楚青有些诗话、笔记之类,则附录在新闻之后),此外却有一位翻译,两位校对,论说是请馆外写的,三位编辑员每人每日写一时评,只此而已,但报纸却每日要出三大张,好像并没有什么紧张。

  而且时报馆还附属了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息楼。几位编辑先生在工作的余暇,常常溜到息楼去,与来宾谈天说地。后来息楼里索性流行了叉麻雀、打扑克,楚青也一持放任主义。可是报纸也照常编得齐齐整整,并没有什么歪曲、错误,有时也颇多精采之点。并且我们这位陈冷血先生,脾气古怪而突兀。有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他的第一夫人,早已故世,尚未续娶,孑然一身,住在报馆里,那天报馆里找不到他,到雷家去问,也不知其踪迹(雷继兴太太,是景韩的姐姐),众皆错愕,幸而楚青接到邮局寄来一封信,说是告假出游几天,也不说去了那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暂安心。后来接到他一封信,却从东三省寄来的,他一人遨游于白山黑水之间去了。

  我在时报馆,自己分为前后两期,以辛亥革命为分界,辛亥前为前期,辛亥后为后期。

  前期很热闹,后期渐冷落,第一那个中心人物陈景韩去了申报,此外编辑部中人也变动了,息楼里的朋友们,做官的做官了,远游的远游了。编辑部中变动最多者莫如本埠新闻版,我初进去时,两三年后,一直雷继兴,自雷继兴去后(辛亥革命前夕,他已进入政界了),林康侯继之(林原为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既而林又去了,继之者为沈叔达;(沈又号心工,继林康侯南洋附小缺,即是最初编“学校唱歌集”的);沈叔达去了,龚子英继之(龚为苏州人,久居上海,为金业学校校长);龚子英去了,瞿绍伊继之(瞿亦上海人),以后又经数人,最后乃为戈公振。(戈初入时报为校对。)

  所以我虽不是时报的创办人,服务于时报的时期,要算最长,其次乃是陈景韩。不过景韩虽然脱离了时报,到了申报去,好像以顾问资格,常来时报。直到黄伯惠接办了时报以后,还与时报有渊源,不似我后来出了时报,便洒然以去了。

  当我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景韩便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两个人,一穿西装,一着中服。说明是罗孝高与陈景韩,因为两人我都未见面,他要我猜谁是罗,谁是陈。我知罗为广东人,乃猜穿西装者为罗,作书询之,彼亦未答。及至见面,方知是猜差了,穿西装者却是景韩。其时上海穿西装还很少,大家拖一条辫子,但景韩剪辫甚早,全时报馆也只有他一人剪辫子,穿了西装呢。

  在编辑部(从前叫主笔房),我与景韩同一室,每人同样一张写字台。台上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的,都是各方通信、投稿、报纸(有些与外埠交换的),杂件等等,有尺许高,从不清理。馆中仆役也不敢来清理(狄楚青另外一个房,名曰总理室,他的桌子上,堆得此我们的还要高,有许多书画、碑帖、古董之类,通常房门锁起来,要等他来了才开门)。我们房里的两书桌,一旦要清理了,我觉得这也不好丢弃,那也应暂保留,迟迟疑疑的。景韩的桌子呢?他看也不看,把桌子上东西,双手捧起来,向大字纸篓里一丢。我说:“这一件应当留着吧?”他说:“不要!不要!留此徒乱人意。”这可见我们两人性情之不同。

  初见陈景韩时,有两印象,一为脚踏车,一为烟斗。我常笑他:他属于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提起脚踏车,我又见猎心喜了,颇思学习。他说:“好!我来教你。”于是租了一辆车,选一新开辟的马路,行人较少,每天下午去学习。到了第三天,刚刚能够不要人扶持,一交跌在路傍一小沟,满身坭污,眼镜几乎跌碎,从此就不学习。但景韩说:“要学习,跌几交,算什么事。”再说到烟斗,当他口衔烟斗,脚踏在书桌上,作静默构思状,我说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学来的吗?他也不理我。他所吸烟丝不知何名,我吸之甚不耐此味。我虽吸过国粹的旱烟、水烟,但其时香烟尚未上口咧。

  某一年,景韩自北京回上海,携来一头狼狗,据说原来军用狗,是北京军界中的一位姓钱的送给他的。这狗状甚凶猛,性却驯善。好像有一个名字,而其名不彰,时报馆里的人,都叫它“冷血的狗”。在编辑室中,它老是伏卧在我们书桌的中间,它颇灵敏,知主人意旨,听主人命令,此原是狗的本性,而人的爱狗亦在此点。我不喜狗,但也不厌狗,澹然处之而已。起初,它随着主人出入,跟着脚踏车,亦步亦趋。后来,它可以独往独来。有一天,我从馆里出来,正思回家,忽有一巨物,直扑我身,两脚搭上我的肩头,吓了我一大跳,却正是“冷血的狗”。我想:在主笔房里,和它不瞅不睬,何以忽然和我亲热起来?或以为路上忽遇老朋友,也得招呼一下,不能反面若不相识吗?这条狗,在景韩续弦娶第二夫人时,便送给人家了。

  景韩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与继兴,在息楼中,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一个要给他,一个说不要,恰巧景韩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他就拈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累得那个息楼茶房,向马路拾取,早已没有了。景韩道:“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我们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跑一段路。早晨天凉,景韩穿了件夹大衣,跑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一友笑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景韩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方错愕间,景韩说:“给你!给你!”扬长而去。

  更有一事与人不同者,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他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看,亦不道贺。伹他娶第二位夫人时,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无女宾,新娘亦未临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学毕业生)。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奸自立异,或者出于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于人。结婚以后,我觉得他起居有节,也便随俗得多了。

  我与景韩相处的时间多,不觉拉杂谈了不少。我再谈到雷继兴,也实在是个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毕业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过二十多岁的人,那病已经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韩的令姐,因为景韩的父亲,却是继兴老师,幼年时即赏识他的聪明,便以女儿配给了他。狄楚青开时报馆,把陈、雷两人拉了来,那正在清代末纪,立宪啊,革命啊,闹个不清,像雷继兴这样精通政法的学者,真是在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材。

  继兴是进过学的,写文章通畅透切,口才也好,可说得是辩才无碍。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开会,到处演说,那演说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许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词,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时,全都忘却,两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像说书先生一般的“口铳”“漏洞”,接连发生。当时上海演说最好的首推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继兴了。但据内行人说:马相伯虽然演说得好,不无有些矜才使气;而雷继兴却举止从容,稳健有力。有听他初发言时声音甚低,慢慢的高起来,及至说到最紧要时,不期而然全座掌声雷动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苏各钜公如张謇、赵凤昌等高等顾问,即是世所谓智囊者,那时早脱离了时报了。旋又至北京,虽不曾做官,不似许多同学的都成为新贵,闻其潜势力颇大。我当时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进,不在这圈子以内,所以也不大知其详。

  后据友人传述,在开国之初,袁氏未谋帝制之前,有许多法律规章,均为雷奋所起草的,不知此语能否证实呢。

  此外,如林康侯、龚子英、沈叔达诸君,虽他们早离开了时报馆,我和他俩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银行界以后,我常与他在银钱上有小小的往来。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个同庚会(因为我与他同为光绪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时,每月必见一面,关于康侯的事,以后当再提及。

  入时报以后,那时却另有一班朋友,这却是因狄楚青而认识的,实在是与时报无关。就在那个时候,楚青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本为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所需,后来竟成了一个俱乐部。许多朋友,常来此游玩,而有两位朋友,也便住在那里。这两位朋友,一为濮伯欣(号一乘),一为陈彦通(陈三立的第七公子),这都是楚青小一辈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诸位,誉虎是难得来,而秉三却常常来此。那个时候,陈彦通最是活跃,以世家子风流文采,又好冶游,北里中名花群集。只有熊秉三规行矩步,谨守阃令,他也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流亚,那时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于毛彦文女士却尚在雏年。

  因小说时报徵求照片而猎艳(曾见前章),又以陈七公子的浪漫作风,民影照相馆莺莺燕燕,遂成为珠香玉笑之场,我的和花界姊妹为缘,亦由此开端。杜牧之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非无故也。张四先生(謇)板起面孔向人说道:“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那里办得好?”(据史量才传说)我不足惜,冷血不过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赌加之。又闻陈伯严(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说把他的儿子老七引坏了。回念前麈,殊可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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