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陈亮恢复之议

陈亮恢复之议(1)

　　孝宗隆兴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陈亮上《中兴论》。时，金人约和，中外忻然，幸得苏息，独亮以为不可。发解至京师，因上言曰：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嗸々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虏酋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计，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敌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职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喻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勤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违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

　　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材以立军政，军政明则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则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则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比及两稔，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斗。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趶足而须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形之而敌必从，冲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往，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今东西弥亘，绵数千里，如长蛇之横道，地形适等，无所参错，攻守之道，无他奇变。今朝廷鉴守江之弊，大城两淮，虑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为术以乖其所之。至论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江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齐、秦，诚天下之两臂也，奈虏人以为天设之险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

　　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诚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谋谟明审者，镇抚荆、襄，辑和军民，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省刑薄敛，进城要险，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襄阳既为重镇，而安、随、信阳及光、黄，一切用艺祖委任边将之法，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使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列城相援，比邻相和，养锐以伺，触机而发。一旦狂虏玩故习常，来犯江、淮，则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有唐、邓诸州，屯兵于颍、蔡之间，示必截其后。因命诸州转城进筑，如三受降城法。依吴军故城为蔡州，使唐、邓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柏山以为固，扬兵捣垒，增陂深堑，招集土豪，千家一堡，兴杂耕之利，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

　　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大驾时一巡幸。虏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而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帅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则命骁将出祁山以截陇右，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达之师入武关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往说豪杰，阴为内应，舟师由海道以捣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揕其胸，则齐地可谋矣。吾虽示形于唐、邓、上蔡，而不再谋进，坐为东西形援，势如猿臂，彼将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进，则京、洛之备愈专，而吾必得志于齐、秦矣。抚定齐、秦，则京、洛将安往哉。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也。就使吾未为东西之师，彼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亦可谓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压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达之师起而禁其西，变化形势，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

　　然荆、襄之帅，必得纯意于国家，无贪功生事之心，而后付之。平居无事，则欲开布诚信，以攻敌心。一日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虏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敌形。此非陆抗、羊祜之徒，孰能为之。夫伐国，大事也，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今欲竭东南之力成大举之势，臣恐进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则吾之根本撼矣。此岂谋国万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间必有奇变。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计，姑就愚虑之略，曰《中兴论》，惟陛下裁之。”不报。亮退居永康，力学着书。亮尝环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也。”盖以地下于西湖，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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