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史籍 > 宋史纪事本末 | 上页 下页 |
| 陈亮恢复之议(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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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陈亮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力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在灭虏，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诽，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导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霸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今世儒者之未讲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盖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 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刻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来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 故京师常宿重兵，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俊功。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撄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混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 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尝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统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财，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 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本朝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事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重轻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 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营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三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蕃盛，遂甲于东南。 及建炎、绍兴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皆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 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相望。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拓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士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励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 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驰驱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 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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