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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督陕(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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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拒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棓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泡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饿死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危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当陈军退入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迟到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离不开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自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十三《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汜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外国教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日：“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唯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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