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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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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鲁瓦是司里的神秘人物。他与世无争，沉默寡言，把自己的生活深深地掩盖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保护人是谁，他是靠什么生活的。对于他沉默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烧炭党人；有人说他是奥尔良派；有人说他是密探；还有人说他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其实代鲁瓦不过是当初国民议会中没有投“死刑”票的一个议员的儿子①。他天性冷漠、谨慎，对世界有他的定见，认为一切只能靠自己。他暗中是共和派，对保尔－路易·库里埃②崇拜备至，与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是好友。他等待着时机成熟，公众认识提高，他的见解就会在欧洲得胜。因此他向往年轻的德国和意大利，他心中充满着应该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那种痴傻的、对集体的爱。身为已故慈善家的长子，他对神圣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态度就和现在的制度对待艺术的态度一样——以说理来代替作品本身。这个真心诚意的自由派清教徒，这个宣扬无法实现的平等的使徒，对于自己迫于穷困不得不在政府中服务深感遗憾，活动着想进入某个运输部门。他长得颀长、干瘦，布满青筋，神态庄严，象是自认为有一天将应召为一桩伟大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头颅的那种人。他以读沃尔奈③的著作为生，研究圣鞠斯特④，致力于为那个被认为是耶稣基督再世的罗伯斯比尔恢复名誉。 ①这里指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五年统治法国的国民议会，曾通过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决议。 ②保尔－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曾发表强烈反对王政复辟的小册子。 ③沃尔奈（1757—1820），法国作家，着有《在帝国革命废墟上的沉思》。 ④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公安委员会成员，是罗伯斯比尔的坚定支持者，与罗伯斯比尔同上断头台。 最后一个值得略费笔墨的人物是小拉比亚迪埃。他不幸丧母，受到大臣的保护，不必象别人那样在“包杜阿耶广场”到处碰壁，是部里各家沙龙的座上客。由于他狂妄自负，人人都恨他。头头们对他挺客气；而公务员们则发明了一种专门对付他的离奇古怪的礼貌来拒之于千里之外。邦雅曼·德·拉比亚迪埃二十二岁，爱出风头，顾影自怜，身材瘦长，有英国人的风度。他的花花公子作风引起全办公室同事的反感：鬈头发、洒香水，每天戴着领结和黄手套，帽子总是式样翻新，还有一副单片眼镜，经常到“王官饭店”去吃午饭。他的举止一望而知是效颦他人，掩盖不住那副蠢相，可是还洋洋自得。总之他有上流社会的一切恶习，而没有其优雅风度。他自以为天生大器，一心想写出一本书来荣获奖章，既作为文学家，又算是行政人才。因此他竭力讨好毕西沃，希望他在画上给予帮忙，但是还不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这颗高贵的心急不能待地盼着他父亲早死，好继承那新近得到的男爵头衔。他在名片上印着“德·拉比亚迪埃骑士”，并把他的纹章装在镜框里拿到办公室去展览——上部天蓝色缀有三星，下部黑色作底饰有交叉的两柄剑，铭文是“忠贞不渝”。 他忽发奇想竟想研究纹章学，曾问过年轻的波唐杜埃子爵，为什么他的纹章这样复杂。结果引来这么一句漂亮的回答：“这不是我让人家做的。”他经常谈到他对王室的忠心耿耿和王储对他的恩典。他和德·吕卜克斯关系很好，常同他一起吃午饭，把他当作朋友。毕西沃以他的良师益友的姿态出现，一心希望为司里和整个法兰西除掉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把他扔到垃圾堆去，于是大力称赞他的计划。 这就是拉比亚迪埃司里的一些主要角色的面貌。也还有其他的公务员，不过其形象、举止和以上那些人大同小异。在包杜阿耶的处里还可以遇到另外一些公务员：秃顶、衣衫破旧、裹在法兰绒里冷得发抖。他们拄着拐杖躲在五层楼上养花，雨伞永不离手。这些人是介乎快活的门房和困窘的工人之间的人，离衙门中心太远，休想得到任何提升。他们是官僚棋盘上的卒子。他们乐于看门，为的可以不进办公室，为了得到一点恩赐，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些人的存在对雇用他们的人是个头痛的问题，对容忍并孕育这种悲惨处境的国家是一种控诉。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面貌，很难断定这群拿笔的哺乳动物是由于职业而逐步蜕化成低能的呢，还是由于天生低能才创造出这种职业来。也许政府的原因和先天的原因各半。 有一位不知名人士说过：“乡下人常常为环境和外界事物所在右而不自知。他们为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所同化，不知不觉间为这一环境所唤起的思想感情所渗透，再根据他们的气质和性格，在他们的行动和面貌中体现出来。他们就是这样长期地、不断地被周围的事物所改造。谁要是对这部分生理学有兴趣，这些人就是一部最有意思的书，很少为人所知，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说明人的精神存在同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而对公务员说来，这自然界就是办公室。他们的地平线就止于那四面绿墙之内；他们的大气层就是走廊的空气、那些不通风的房间里的男人的呼气，以及纸和笔的气味；他们的土地就是一块石板或木板的方寸之地，上面布满了稀奇古怪的废物，还让办公室的杂役洒上水；他的天就是他每天冲它打呵欠的那块天花板；他的元素就是灰尘。刚才关于乡下人的那段话对公务员完全适用，他们同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合为一体了。那些名叫办公室的很少见天日的阴森森的小房间里，思想局限在象马推磨一般的日常工作中，那些马忽而仰天长嘶，然后猝然死去。如果说有几位名医对这种既野蛮又文明的环境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抱有恐惧的话，拉布丹自然有深刻的理由主张精简公务员，要求同时给他们既大量增加薪金又大量增加工作。人有大事做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厌烦的。然而象目前这样组成的办公室，公务员们在贡献给政府的九小时中有四小时是浪费在聊天、讲故事、争论、特别是钩心斗角上。如果经常到这些办公室去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生活和高等学校学生的生活极其相似，只不过具体而微；其实，只要是人聚居的地方，这种相似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连队里，在法院，也可以发现这种扩大了的学生生活。所有的公务员早晨八时到办公室集合，就有点象学生上课，也有作业要做，只不过上级代替了老师，奖金就象品行优良的学生得到的奖励一样，他们之间也互相开玩笑，也互相仇恨，同时也存在着同伴之谊。但这种情谊在公务员中比在连队中要冷淡些，而连队已经没有学校里那么深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利己之心逐步增长，感情也随之淡薄下来。总之，这办公室内有其光怪陆离之事，有友情也有仇恨，有向往也有贪欲，有它自己的行动规律，有种种出口伤人的唇枪舌剑，还有无穷无尽的探人阴私，这难道不是世界的缩影吗？ 此时此刻，德·拉比亚迪埃男爵先生的司里正处于不寻常的骚动之中，这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司长逝世总不是天天都发生的事，何况任何养老储金会①也没有象政府机关里那样对生死的利害关系如此精心计算。在这里，利欲堵塞了一切恻隐之心，这倒和小孩子差不多，只不过公务员们比小孩子多的是伪善。 ①当时法国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组织。其成员定期交费，到一定的时候可从该会中领取养老金。这里是对政府机关的讽刺。 八点钟左右，包杜阿耶处里的公务员陆续走上了各自的岗位，而拉布丹处里的人到九点钟还寥寥无几。但是这并不妨碍拉布丹处里事情办得出包杜阿耶处里快得多。杜托克这么早来，是有其重要原因的。他前一天偷偷溜进塞巴斯蒂安的办公室，正好撞见他正在抄写拉布丹交给他的一份东西；他藏在一边，看见塞巴斯蒂安出去时没带文件。于是他肯定这份相当厚的文件及其抄件一定藏在办公室里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的。他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终于找到了这份赫然大作。他急忙跑到一家石印店，把原件印了两份，这样拉布丹的笔迹都在他手里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第一个到办公室把原件放回文件夹。塞巴斯蒂安在迪福街待到了半夜，尽管他勤奋，这回却让对方的仇恨抢了先。那“仇恨”住在圣路易－圣奥诺雷街，而这“忠诚”住在沼泽区金王路。这一步之迟贻误了拉布丹的终身事业。塞巴斯蒂安急忙打开文件夹，发现他的抄件安然无恙，原件也放得秩序井然，就把它锁在了处长的柜子里。那时已是十二月底，天亮得很晚，有时办公室到十点还点着灯。因此塞巴斯蒂安没能看出纸上石印的痕迹。但是，到九点半，拉布丹审阅这些文件时，看出了石印的痕迹，心里很忧虑，想证实是否石印代替了手抄副本。这位处长坐在靠椅上，深深地陷入了沉思，机械地拿起火钳拨着火。过了一会儿，他急于想知道秘密落到了谁手里，就把塞巴斯蒂安叫了来，问他： “是不是有人比你先到办公室了？” “是的，杜托克先生先到了。” “好，正是这么回事。给我把安东尼叫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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