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133)_国选文学

一三三

　　关于这些成千上万的骚乱者与奥斯特岛的民兵所发生的那场冲突，写得实在精彩动人。考迪埃尔不得不命令开火，当他目睹因枪杀而造成尸横遍野时，他心潮起伏，难以自制。在此期间，智利因受金矿的诱惑，派了一艘巡洋舰强迫奥斯特岛接受实为吞并的保护。在显示了他所掌握的军队完全可以对付智利的野心之后，考迪埃尔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将开采金矿的权利让给邻近大国，但要保持奥斯特民族的自主权。在把权力让给他一手培养的一位年轻人后不久，他悄悄地驾着那艘破旧的小艇到了合恩岛。他成了他让人建立的那座航灯的看管人。“远离众人，但有益于众人。他将自由自在、形单影只地生活下去——永远生活下去。”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无法忍受人生的重负。最令人悲伤的悲剧莫过于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剧……谁要是遭受这种悲剧……谁就会感到精疲力尽、侗然若失、被抛弃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之处……”

　　这些话未免过于绝望，作者肯定将自身的感受也融汇进去了。在前面几页，作者描写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状态的那几行文字，不是已经表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吗？“他曾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约束，因此，要将自己的约束强加给别人，这对他来说始终是痛苦的……他被迫放弃自己的幻想，被迫服从于眼前的现实，勇敢地作出了牺牲，但在他的内心里，被放弃的幻想始终在进行反抗。”

　　这个人物的确是个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正因为他心地纯洁，他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言辞常常失去它们固有的意义，而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分子这个词儿；而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叛者，他会杀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行为否认他所依恃的理论，因为他既要推翻任何权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权威。他徒然地主张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但事实上他只反对某种社会形式；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希望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为。无政府主义这样设想，人必须摆脱任何监督，因为他相当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废除任何制度之后，人不再统治他的同类，并自觉接受各个人都会取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那份财富这种观念。没那么天真的共产主义同样在追求平均分配财富的目标，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无私，因而认为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约束才能取得。这跟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没那么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就可能引起在财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显然，考迪埃尔是怀着好感去看待共产主义理论的，但他的这种好感比共产主义者要少得多，因为，在贯彻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仍追求个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点的人。事实上，他的组织不止在一点上效法集产社会主义，他坚持认为金矿是国家财产；他设想电力生产应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来往于该群岛两部分之间的那艘船属国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财产当作一种必要的弊病而让其存在下去，这并非根据某种学说，而是因为事实上这是促进各项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归根结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这种学说渗透了社会主义思想，以致不难使人联想到十五年后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但他那个政策并不符合他本人的内心愿望；这只是一种实验的结果。

　　让·谢诺在他那部杰出的著作《从政治角度阅读凡尔纳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个“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主张各国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梦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不承认任何权威的极端自由主义。”

　　我倾向于认为，这正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皮埃尔·路易发现，这位作者是个“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满怀20岁青年的激情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出这种反叛倾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成为剧作者的年代，他只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后来，对人类进步的憧憬使他产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认，“科学不应超越习俗”，“人类必须在掌握相当丰富的学说和变得相当明智的时候，才不致于滥用科学。”他通过罗比尔的口说，“未来的科学”能改变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894年——这是《约拿唐号遇难者》的故事情节所发生的年代——这种对习俗的改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恰恰相反，由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分隔科学与精神状况的鸿沟反而加深了。这位上年纪的小说家对科学必然产生的结果感到恐惧；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由于必然造成的滥用，已经可以使人预见到，离开原先的目标、使人类具有理智再也无法控制的某种能力的科学，将导致精神的崩溃。他在最后一份手稿中提到了这种崩溃，但这份手稿写得过于仓促，以致他儿子不得不担负认真修改的任务。

　　近几年来，米歇尔跟他父亲的感情关系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这种密切关系？这实在难以肯定。我记得，在朗格维尔林荫道44号的住家里，他们两人就作者正在撰写的这部作品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这位老人为能够将他的创作提纲托付给一位有资格的对话者和评论家而感到欣慰，并因此而恢复了他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劲儿。让·谢诺有充分理由认为，米歇尔对他父亲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格鲁赛一劳里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决定意义。我们知道，格鲁赛一劳里是属于极左派的。儒勒·凡尔纳在为赫泽尔尽责、全部改写《朗热沃尔的遗产》（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一书中，原稿实在没剩多少东西）时，曾明确表示过他对格鲁赛其人的看法，说他文笔流畅，但思想模糊。

　　与格鲁赛一劳里合作的《辛蒂亚号沉船》于1885年发表。我不得不认为，这部由两位作者合作产生的作品委实平庸无奇。我觉得，题材本身便荒诞不经：为了满足家庭范围的好奇而去追寻诺尔登基奥德的足迹作这样一次远征，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轻而易举地发现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富于戏剧性的试航只是略为提及。在劳里起草的那份内容相当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进去一些有关南极地理知识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带有一点确实性。我认为，这篇旅游记顶多是一篇黯淡无光的概述，还比不上《在冰川上过冬》这篇结构严谨、文笔生动的青年时期的试笔之作。

　　儒勒·凡尔纳和格鲁赛一劳里有过一些交往，这是事实；格鲁赛这个革命者的言谈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恳切欢迎，这有可能；但说格鲁赛对儒勒·凡尔纳产生过哪怕只是表面的影响，也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格鲁赛虽有真才实学，但思想意识却是模糊的。

　　米歇尔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米歇尔向他提供了更为明晰、更富于吸引力的论据。他俩的交谈常常很快转变成一种讨论。到了晚年，这位作家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除米歇尔外，谁也无法不违背其意图地将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对这位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悲观感到诧异的人本来可以觉察得出，作者的情感并非始终是使他们感到放心的那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假如他们认真阅读，他们必然会发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总是通过一种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说明他的主人公所获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处地方显示出他对人类命运所怀抱的某种失望。从他的作品的时间顺序来看，这种有所醒悟的色调越来越明显。

　　在1895年发表的《机器岛》一书中，我们透过幻想这层幕纱，不难发现一种尖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针对美国的庞大计划、美国佬的唯利是图和政治纠纷的荒唐，而且针对我们那些工程师的显得有些过分的野心。1896年，他把发明家托马斯·罗希置于审判席上，因为他滥用他的发明；1904年，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的罗比尔沉沦于疯狂之中。《约拿唐号遇难者》使我们看出作者临终前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忧虑。这种思想状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导致一种莫大的幻灭。这种幻灭之感在起初取名为《考察旅行》的《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中便有所反映。善与恶的掺合一直骚扰着人类的灵魂，很可能会使科学服务于最坏的事情。被自己的过分行为冲昏头脑的人类，会不会把造就它的天才的学识用于摧毁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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