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胡适 > 胡适文存二集 | 上页 下页 |
| 论墨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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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太炎先生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斫一条，与惠氏言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佊，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以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以此为说，乃成騃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尉。此问起居康胜。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 胡适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书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之来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可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佊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佊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亦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辩犹且不可，而况“争佊”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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