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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九、“贤能政府”(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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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合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的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适与此预断直捷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摹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于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著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的谈道德的腐论历两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此流行，且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平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简言之，韩非子时代有两种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即孔子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孔子的政治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子，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子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蛋看待，因进而制备种种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子的见地。似韩非子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观之基点。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在中国，吾们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们当作潜伏的坏蛋——这是我们老早应该如此的——却把他们当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诚实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统治阶级人人成为仁爱的贤人君子而爱民如子。吾们以诚实不欺望之，故对他们说：“直捷地干吧，你们可以任意使用国家公共资产，吾人不要求你们公开预算，或公布岁支账目”。吾们对军阀说：“干吧，我们信任你将爱民如子，故吾人将听凭你凭良心抽课人民捐税”。吾们对外交人员说：“干吧，吾们对于你们的爱国心具有绝对信仰，故允许你们有权缔结任何国际条约，不用征求人民的同意”。更对全体官吏说：“你倘能做个贤人君子，吾们将替你建立牌坊，以资褒扬，但倘你变成坏蛋，吾们不致把你囚入牢狱”。其他国家中，从未有如此拿对贤人君子的态度对待官吏的。假令韩非子生于今日，他将劝导吾人以坏蛋视之，因而对官僚说：“吾人不欲箴劝你们行仁义之道，亦不复建立牌坊来褒扬你们，即使你表现为贤人君子的行为；但你胆敢做出欺民罔国的坏蛋行为，则吾人将请你进牢狱。”这办法觉得是消灭腐败政治的比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这里且让吾摘录一节《韩非子》的文字：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 韩非子否定所谓仁爱的父母政府会有任何效用，因为，他指出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发问：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岂非是“贵仁者寡，能义者难”的明证？今欲人主务行仁义者皆如孔子，而臣民爱服德行者皆如列徒，岂非梦想？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动人的嘲弄，峻刻的调笑，同时也含有健全的意识。 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他和盘托出当时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冷淡消极，而认为此等缺点应归源于法律保障的缺乏，与制度之不完备。他不赞成改进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与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说一切祸患，起于无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时的儒家而称他们为一群喋喋的愚夫。这称呼实在很适配于今日吾人的许多“长袍的爱国同志”。他说到当时的官吏，称他们的贪污不啻受着鼓励，因为没有严刑峻罚以制其后。韩非子这样爽直地说：“……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土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这样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于现代优游于大连及上海租界别墅中的寓公。他又说因为缺乏制度，“则以党举官，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这样的情形，何等暗合于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阶级肚皮里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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