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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九、“贤能政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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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节，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公民”一语，殊觉新颖；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国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它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缺点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常有惹祸的可能，自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 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谓去私曲，就公法也。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可异者，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想象一种法律，要使“贵贱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国政，可不用贤能之士——这一种机械意识，完全不是中国型的。 韩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种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无为于上”。君主的所以要虚静无事，无为于上，因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办事的能力，是以应该筹划一个机械式的政治机关，它的机构作用的行进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备，不关乎统治者的智愚贤不肖。君主是以成为一个徒负虚名的骸壳，有如现代的立宪政体。英国现代也有一个国王，他的职务好像专门在主持建筑物的奠基典礼，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颁发爵士勋位；是以国王的贤不贤、能不能，对于国家完全无任何重要关系。法治制度将自然发生作用。这在基本上是一种君主无为主义的学理，为韩非子所倡导，而现代英国实行而获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称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缘。他懦弱的胡言，竟荣被以政治学理之美名。一种政治理想，至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恐不足以哄骗大学二年级生。譬如你管理百老汇交通，不用红绿灯信号指挥，而信托汽车夫的自动努力。任何细心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孔子的理想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它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之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两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为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倘贪官污吏结局仍能安全自由的订购舱位以赴横滨或西雅图，则吾人之谈论建设廉洁政府终属徒然。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唯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尊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杂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拟之于普通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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